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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结构及信效度探究 　　摘要 探索李虹编制的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sMLS）的结构，并评估其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发现，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失败意义获得”和“成败意义超然”两个公因子，符合SMLS量表的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二维结构模型全面优于单维结构模型：该量表总分及其两因子与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相关，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该量表的组合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最后，基于SMLS两因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理论分析了儒释道思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因此，研究揭示该量表为二维结构，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学生及大学生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工具 关键词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大学生；中学生；佛教哲学；道家哲学；儒家思想；本土化 1.引言 随着物质繁荣，世界各国青少年却出现了精神与信仰危机，心理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弗兰克尔创立的意义治疗逐渐成为了继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的第三学派，该学派关注的重点是生命意义（贾林祥，2006；林安梧，2010；Frankl，1992）。研究表明，生命意义能够增加积极健康的行为（steger，FitchMartin，Donnelly，Rickard，2015），负向预测焦虑和忧郁（彭霞，王鑫强，郭成，2011；王鑫强，2013；Shiah，Chang，Chiang，Lin，Tam，2015；WangZhang，2016），可减少压力知觉，促进适应（蒋海飞，刘海骅，苗淼，甘怡群，2015；王鑫强，游雅媛，张大均，2016），正向预测学习成绩（覃丽，王鑫强，张大均，2013）。然而，当前研究者多偏重于自我中心的生命意义研究，忽视了生命意义还包括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是生命意义中的重要研究取向，西方研究者对它有过详细的论述（Frankl，1992；Wong，2014；Yalom，1980），它与自我中心的生命意义相区别，是个体能够去除自我中心观念，超越个人存在的更高生存境界的认知和信念（IJi，2002），即对超越自我生存境界的认同、信念和觉悟，在本质上属于认知和信念系统，体现为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东方佛教哲学和道家哲学有着天然的渊源（李虹，2006，2014），是生命意义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 东方的佛教哲学与道家哲学蕴涵着丰富的意义治疗资源（程志华，2014）。佛教认为现实生活万般皆苦，对现实人生持根本否定性态度（杨玉辉，2007），以出世视角看待世界，例如其经典典籍《中论》以“空”为中心来展开，强调舍离一切、扫荡任何偏执妄见的“中道”，迈向解脱和超脱（林建德，2015）。因此，根据佛教哲学的观点，对自我执着是所有痛苦的根源，而忧郁情绪是痛苦累积的结果，其意义治疗学为“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道家则不同，它对人的生命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杨玉辉，2007），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同一元气运动变化的不同表现（强昱，2004），例如其经典典籍《老子》重视两两关系问的动态变化、辩证及消长律，以顺应和趋吉避凶为主要目的（林建德，2015），因此，道家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得失也是辩证的，其意义治疗学为“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李虹基于佛教哲学中的“去我执”（减少或去除对自我的执着）和道家哲学的辨证“得”“失”观，以香港地区的大学生群体为被试，编制出了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Scale，SMLS）（李虹，2006，2014）。由于该量表是作为压力应对源，与自我中心的生命意义相区别而提出（Li，2002），因此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者对SMLS量表进行因素探索，但从已有文献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李虹一直强调自我超越的界定及该量表题目的编制都拥有佛教和道家哲学这两个理论作为基础（李虹，2006，2014；Li，2002）。其中，佛教强调“放下”，主张“缘起性空，证得涅??”；道家强调“看开”，讲究辩证的和合，“恢诡懦怪，道通为一”，两者的理论原理不一样，也不能完全相容（程志华，2014；林安梧，2010；杨玉辉，2007）；同样，基于佛教哲学和道家哲学形成的“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和“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属于东方文化传统衍伸出来“意义治疗学”的两个向度，存在着重要区别（林安梧，2010）。因此，从理论上分析，SMLS量表可能存在一个基于佛教哲学和道家哲学的超越生命意义二维结构 此外，中学生阶段属于发展的特殊时期，面临诸多的心理社会问题，是辩证逻辑思维出现、形成和较快发展且逐渐占优势的时期，认知和信念表现出更加丰富而稳定的特征（林崇德，2009），同时该阶段也是个体生命意义发展的重要时期（覃丽，王鑫强，张大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