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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文化繁荣 　　翻译与人类文明同步萌生，是连接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桥梁，是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充实的途径。纵观中外人类翻译文化史，无处不昭示翻译和文化发展的紧密关系，文化繁荣与翻译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以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为例，翻译的重要性可窥见一斑。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传播了佛教教义，促使许许多多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也成为佛教在亚洲重要的传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佛经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过翻译传递给中国人，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创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少有幻想成分，以胡适话说，就是“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胡适的结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佛典的翻译采用“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的翻译语言，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骈偶文体。骈偶文体说理不求明白，记事不求准确，写景不求清楚，只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至唐以后，佛经佛典的翻译语言开始开花结果，催生了白话诗白话文。佛经佛典的翻译使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汇，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的变化。一些佛经佛典是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普曜经》、《佛本行经》；一些带有故事和戏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戏剧体半小说体的作品；有些佛经佛典在一段散文记叙之后，又用韵文重说一遍，韵文部分被称为偈。这些新的文学式样催生了小说、戏曲、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相揉的文体。所以，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佛经佛典翻译使中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译高潮发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体历时两百年。16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新教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争取新教徒。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为推广教义，宣传介绍翻译西方算学、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识。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波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的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我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末时期，明朝饱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满洲的进犯。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于是上疏皇帝，请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守城”。皇帝应允，专门派人到澳门招聘西人铸炮。此炮被称为红衣大炮，在与清军作战时发挥了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此炮击中而亡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著作，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引起明朝学界风气发生改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可以说，这次翻译高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第三次翻译高潮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为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因为仅仅“师夷长技”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辱瓜分土地财富的命运，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识之士等认识到只靠翻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必须翻译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以达到革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