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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服务贸易争端的共同问题文 　　WTO中专门针对服务贸易问题的争端目前仅两起，然而，服务贸易类型繁多，体制复杂，可以预见将来涉及服务贸易的争端会逐步增多。我国目前被诉的一起争端也直接涉及服务贸易：“美国诉中国影响特定产品贸易权及分销体制的特定措施案”(“美中贸易权与分销案”)中，一大问题即中国对外国相关服务供应商的措施违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上述两个专门关于服务贸易的争端均已产生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从而形成成案，分别为“美国与墨西哥电信措施案” (“美墨电信案”)和“美国与安提瓜博彩服务案”(“美安博彩案”)。两成案为我们研究其中共性问题提供了良好素材，而这种共性问题已在我国被诉的贸易权与分销案中初露端倪，并势必在将来的服务贸易争端中出现，对这种服务贸易争端中大都要碰到的共同问题有所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解决正面临与将面临的服务贸易争端。 　　 　　界定具体承诺――服务贸易战共同的第一回合 　　 　　已解决的两起服务贸易争端中，由于争议的服务类型完全不同，涉及问题也各不相同，但其中至少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被诉方针对相关服务是否做出过具体承诺，两争端的专家组都首先对此专门进行分析。对可能产生的新争端也可以进一步推理，只要它主要围绕服务贸易问题，涉及GATS，则被诉方是否对某服务做出了具体承诺仍将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实体问题，因为一个积极的被诉方必然提出所有可能的抗辩，而最前提也是最基础的一个抗辩即：自己对涉案服务并未做出具体承诺。以上问题涉及界定具体承诺的有无及其范围，围绕它进行的较量已成为并将成为绝大多数服务贸易战共同的第一回合。 　　这第一回合非常关键，因为它是一切其他争议点继续的前提，从起诉者角度说，它必须成功证明对方针对某服务是有承诺的，才能进而证明对方违反了GATS及其所附减让表中的义务。而从被诉方的角度说，如其能成功证明自己对该服务并未做承诺，则可使自己在一开始就获得完全胜利。 　　是否做出过具体承诺绝非一个简单问题，它涉及对减让表中记载的承诺条款的解释，不同解释方法会带来直接关乎案件成败的影响。而减让表的承诺条款往往并不那么明确，因此要解释清减让表并不容易。WTO的服务贸易制度与货物贸易制度的一大不同在于：其市场准人与国民待遇义务非普遍共同承担，而是根据各成员的具体承诺选择承担；具体承诺记载于成员减让表，该表的第一栏列有所有服务部门目录，各成员在其中选择愿意承担义务的部门进行承诺，它们选择的部门大相径庭，而不像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表那样针对基本相同的货物部门承担有共同标准的义务。此外，服务贸易减让表专门有一限制栏，成员可对做出承诺的部门在限制栏中备注限制，从而排除对其中某些情形承担义务。 　　接下来将谈到的两个成案中对具体承诺问题的分析，都体现了该问题的复杂性。是否做出过具体承诺，并非看看争议的服务部门在减让表里是否记载了承诺那么简单，如上所述，成员可备注限制，因此即使对某部门写下了承诺，如还附限制，则对该限制提及的情形就不能说该成员已做承诺。此外，对减让表第一栏列出的服务部门名称，有的成员会附加做出自己的备注，例如“不包括……”，这种备注也可能表明成员对做出承诺的某部门中的一小部分未做出承诺。因此，准确的说，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去看对某部门是否做出过承诺，而是去界定相关承诺的有无与范围。 　　 　　美墨电信案中对具体承诺的界定 　　 　　该案中，美国诉称墨西哥的措施对美国电信服务供应商与墨西哥电信商的线路互连安排不合理的价格，违背其GATS减让表的承诺。涉案服务为跨境交付方式并被分为两种：第一，“基于设备”的，即运营商以自己的设备提供服务；第二，“非基于设备”的(由“商业机构”提供的服务)，即运营商租赁其他电信商的设备提供服务。双方交锋的第一个问题即墨西哥对涉案服务是否做了承诺。 　　墨西哥首先辩称涉案服务根本不是跨境交付方式，认为只有电信服务商在另一成员境内自己完成终端传输时才算跨境传输，美国运营商只在边境将初始端服务传输给墨西哥运营商由其进行终端服务，不构成GATS所指的“跨境交付”，从而不属于自己的承诺范围。专家组基本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方法，根据通常含义、上下文和辅助解释手段解释。专家组将GATS第1条中对服务提供模式的规定作为上下文解释，指出，通常含义和上下文都不涉及服务商或其应在何地经营或存在这样的地理方位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组还运用了两份文件辅助解释，一为“1991年联合国暂行核心产品分类”(简称CPC)，其对GATS中各部类的服务有详细阐释；另一份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它指导成员对减让表的构架。CPC对电信的定义及指南关于电信的描述都包含不同网络的互连且未要求由同一运营商在互连网络两端供应服务。专家组强调这两份文件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