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松二府田赋之重.docVIP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日知录》导读(14) 赵俪生 载《赵俪生文集第三卷》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日：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宋淳祐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宁][元]丰更法，崇[宁][大]观多事，靖[康][建]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人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馀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人朱清、张碹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馀。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亦有此请。)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21]。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2]。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