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业结构变动及碳生产率增长.doc

环境规制、工业结构变动及碳生产率增长 　　摘 要：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级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工业结构变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工业部门环境规制力度和碳生产率均呈现增长趋势，但省际间差距在不断加大；碳减排技术水平本身具有强化效应，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较大；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有利于工业碳生产率的提高，支持“波特假说”；我国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对碳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阻碍作用，西部地区尤为显著，但重工业化越高的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提高碳生产率 关键词：环境规制；工业结构；碳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4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7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献。但是，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大量的环境污染，尤其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中国已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这无疑给碳减排增加了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陈诗一，2010）[1]，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如何在碳减排约束下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是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提高碳生产率是破解这一“两难”困境的关键所在。碳生产率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比值，以碳生产率作为衡量效率高低的标准是，既要求产出高，也要求碳排放少，这与我国当前的实际需要高度一致 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全社会共同行动的大背景下，各省份对工业部门加强环境规制已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在控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环境规制不一定能提高环境生产率。原因在于：（1）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或缴纳排污税费等，导致生产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促使企业采取更先进的制造工艺和生产设备，使得生产管理更复杂，管理难度加大，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3）环保投资可能会挤占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降低了资本的比较收益，从而对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但是，Porter et al（1991，1995）对此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从动态的角度看，由于企业并不总是能够作出最优的决策，所以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触发技术创新，促使企业在降低投入、削减浪费、减少污染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改进，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成本，达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从而显著地提高环境生产率，这一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2-3]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波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Hamamoto（2006）研究发现，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增加而诱发的RD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正效应[4]；Carrión-Flores et al（2010）[5]、Yang et al（2012）[6]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Gray et al（2005）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生产率存在负相关关系[7]。Lee（2008）指出，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关系取决于不同行业的市场支配力[8]。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解垩（2008）将环保投资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作为环境规制代理变量，发现环境规制并没有对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9]。但李强 等（2010）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显著提高工业生产率[10]。李斌 等（201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但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11]。蔡宁 等（2014）研究也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12]。同时，许多学者在研究模型上进行改进，他们假设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成 等（2010）利用1996―2007年我国1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短期更为明显[13]。叶祥松 等（2011）研究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情形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14]。李玲 等（2012）将中国制造业按照污染强度分为重度、中度和低度污染行业，不同类型行业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存在较大差异[15]。李静 等（2012）认为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我国东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却不明显[16]，李鑫 等（2014）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7]。王杰 等（2014）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