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评制度中的专家.docVIP

论环评制度中的专家 近年来全国有名的环境项目——无论是2005年的轰动一时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还是2007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厦门PX项目，总会闪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专家。专家是环评制度中一个独特的要素，因此有必要对专家作一番专门的研究。 专家概述 所谓专家，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得到执业许可或资格证书，并向顾客或者当事人提供专门服务的人。” 德国学者认为专家即自由职业者，其特征包括五个方面:(l)基于自己的责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向相对人提供专家的精神创造成果;(2)要求有作为完成职务的前提和资格、创造能力及获得该资格和能力的学历;(3)与相对人的特别信赖关系:(4)职务活动有利他性(排除营利性);(5)国家承认其团体的自律性，由其团体规定职务行为的标准并对成员违反规定的予以制裁。 专家不是同于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专业人士”，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根据定义可知专家不仅具有某一方面专业技能，而且得到专业技术认证，而凡是在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优势的人都可以称作“专业人士”，可以说，专家都是专业人士，但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可以成为法律上所指称的专家。其次，在法律中专家往往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比如刑事诉讼法中的“专家证人”。再其次，正是因为专家有了在法律上地位和特殊的权利，法律才要对专家给予特别的约束，要求专家承担特别的专家责任。 事实上专家在环境法律制度，尤其是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有着其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可以为政府机关提供决策咨询，另一方面，专家又能为公众传播专业知识，使得他们能更好地行使环境权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专家又有其独立的法律作用，他们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以理性的态度和中立的立场去前瞻性地审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按其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专家大致可以分成三种：（1）政府中大量拥有专业背景的中高层官员 专家与环评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有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计算、推理等工作，其专业性与艰巨性也并不是决策者与公众所能驾驭，因此专家在环评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环境法这样的新型法律除了要遵守传统法律中的形式正义之外更追求结果的最优性，因为环境法是人类在面临生存环境的挑战应运而生的法律部门，是关乎人类生存的社会性法律。传统法律在遵守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其结果的不公正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救济和补偿，而环境的最终恶化、生态的大规模破坏将是诉讼机制无法弥补的。所以环境法必然要具备技术性和前瞻性，来保证结果的最终正确，而结果的正确与否也并非议会里的善辩的议员或守法的政府所能保证，而这一切恰恰是专家所能弥补的。 专家的作用不仅在于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专家的存在也有助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沟通。众所周知，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公众参与的程度,直接体现一个国家法治的水平,体现着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发育的程度。因此，公众参与在环境法中一直被视为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在环境领域由于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不了解，致使公众在参与权时往往遇到各种困境：一方面，其参与能力有限，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对于环境知识的缺乏，他们对政府的决策总会产生种种不理解，甚至是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和抵制。作为中立的咨询专家，可以作为民主社会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缓冲，弥补政府——公民二元结构带来的弊端。 专家制度的问题 虽然专家在环境法上的作用地位如此特殊，然而在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中恰恰是专家引来种种质疑——无论是“西—上—六输电线路工程” 还是圆明园防渗漏工程，再到风声刚刚平息的“厦门PX项目风波”——不难发现专家制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许多经过了‘专家咨询’的决策依然没有逃脱因为决策的非理性而导致的‘政策失败’，而更多的专家咨询则成为政府意见的论证者，成为政府证明自身决策正当性，为可能出现的责任‘解套’，回避社会批评的又一柄‘独门暗器’”。 之所以专家在环境法上有如此大的发言权完全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二是中立性。正是基于两方面专家才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囊团、公众利益的守护神。反言之，如果专家滥用了这种信任，则会成为巨大的灾难。 纵观今年环境事件中专家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专家自身的问题 1、知识的有限 虽然专家通常在某一方面具有处于优势地位，并不意味着他能在所有领域面面俱到。而环境科学恰恰是一门跨领域的新型学科，要求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审视环境问题。专家在面对环境问题时也容易出现片面的毛病，因而在评价同一项工程时，不同的专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例如，怒江大坝工程在讨论时，经济学家大都持支持的态度，认为此举可以改变当地居民原始的生活状况。而生态学家则大声疾呼，认为大坝会破坏两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 “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危险”，这是一句放诸四海皆准的古训。专家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往往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