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docVIP

《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 　　　　　　　　——兼答薛政超同志 内容摘要：薛政超同志用以证明“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的三个论据都不能成立。“田制不立”一语诚为宋人所首创，见廖行之《省斋集》卷四《田制论》，说的又恰好不是宋代“田制不立”，而是汉代“田制不立”，“汉固无田制”。今人说“宋代‘田制不立’”的四种情况，表达的都是今人自己的意思。其所说“宋代‘田制不立’”，如未对“田制不立”一词的含义做出特殊的界定，自然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田制”，也自然只能用今人通常的语言习惯来理解与进行讨论。宋人从未笼统说过“我朝‘不抑兼并’”。抑制兼并不等于仇富，“保富”并不都等于反对抑制兼并。“保富”与“抑制兼并”并非对立概念；“保富”与“不抑兼并”更并非同一概念。笔者的《驳议》意在纠偏，说明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也抑兼并，无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正如薛政超同志所承认的，笔者的《驳议》，“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宋代国家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关键词：宋代　有田制　也抑兼并　 笔者曾撰文《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中国农史》2009年2期1022）某上书者言，说宋代时人说过宋朝“田制不立”。笔者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一文，曾比对《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记乾兴元年（1022）某上书者言与《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19～20所记乾兴元年某上封者言，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宋会要辑稿》所记详，“上封者”的言论与三司的建议都很具体、完整，应未经大删削。其中并无（我朝）“田制不立”之语。《宋史·食货志》所记略，据此认为，《宋史·食货志》所记某上书者言经过《宋史》作者的编辑加工，其 “田制不立”一语乃《宋史》作者所加，并非宋人原话。 薛政超同志坚持认为“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并提出三点新论据： 其一，比对王应麟《玉海》与《宋史·食货志》所记，认为“《玉海》与《宋史》同抄自宋《国史·食货志》，前者为简略，后者要详细，但都有‘田制不立’一句，应是宋《国史·食货志》作者对乾兴元年上封者所言的概括”。薛政超迳称王应麟《玉海》所引是“宋修《国史·食货志》”。 其二，薛政超同志认为，《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亦有“田制不立”语，应是抄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划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从“马氏‘自祖宗承五代之乱’一句说明他仍以宋朝为正统，以宋人的身份来反映和总结他所曾在之宋朝的情况”。 其三，吕祖谦、陈亮、董煟等宋人“亦言本朝‘田制不定’、‘民田既已无制’、‘田制坏’等，与‘田制不立’说相近”。 薛政超此三个论据，都是试图从文献学角度论证“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说“说宋代‘田制不立’者”究竟是宋人，还是元人，这本身更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如果薛政超的三个论据有一个可以成立，即可证明“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只可惜，薛政超的三个论据都不能成立。 《宋史》卷二○三《艺文志》记载，宋人编过以下几部《国史》：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　　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所记乾兴元年（1022）某上书者言，发生在宋仁宗已即位未改元之时。《神宗正史》、《哲宗正史》显然与宋仁宗无关，可毋论。《宋史》卷八《真宗纪》记：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旦等上两朝国史”。因知王旦领衔编修的是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宋史》卷九《仁宗纪》：天圣五年（1027）二月癸酉，“命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提举”因知吕夷简领衔编修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宋史》卷一六四《职官·秘书省》记：“淳熙三年（1186），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十五年（1188），四朝国史成书”。《宋史》卷三五《孝宗纪》：“赵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志。”可知，《四朝国史》修成于南宋孝宗时，其“四朝”可能即为神、哲、徽、钦四朝。以上这几部《国史》都不包括仁宗朝，亦可毋论。剩下的就只有王珪《宋两朝国史》。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记：王珪“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官制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 《宋史·王珪传》未记王珪领衔编修《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