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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婆媳关系的文化探寻 　　摘 要： 随着《我的美丽人生》的热播，婆媳这一古老又经典的家庭关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中国式婆媳关系的文化探寻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差异、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城乡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关注和思索。 　　关键词： 电视剧《我的美丽人生》 婆媳关系 文化差异 　　 　　一、引言：从两个“委屈”婆婆说起 　　从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到如今屡屡掀起收视热潮的影视作品，“剪不断，理还乱”的婆媳关系是亘古不变的主题。近期，随着电视剧《我的美丽人生》的热播，这一古老又经典的家庭关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与以往婆媳剧不同的是，虽然剧中婆媳矛盾依旧，但媳妇不再是“弱势群体”，以往强势的婆婆反而哭哭啼啼，受尽“委屈”。 　　《我的美丽人生》剧中有一个场景，张会计和吴巧保两人互诉苦楚：张会计唯一的儿子娶了北方姑娘，恰恰媳妇厉害不孝，一年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看婆婆一次，不打招呼就流产，甚至还打断丈夫的鼻子，造成婆媳关系水火不容；吴巧保在城里做了一辈子的保姆，省吃俭用供儿子上了大学，儿子毕业后却跟一个保姆谈恋爱，让她伤心不已。她们的“委屈”，从文化层面探究，反映了现代与传统、南北地域文化、城乡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的抵牾。 　　二、婆媳关系透视传统与现代文化差异 　　《我的美丽人生》故事发生地是上海。近代以来，上海就是一个开放性城市，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上海市民受域外文化影响较大，与其他城市相比，家庭格局相对民主。即便如此，底蕴强大的传统文化依然势盛。 　　农耕时代，体力劳动是主要劳动方式，男性凭借体力优势确立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领导权，女性作为“他者”则被置于附属地位。［１］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婚姻美满、当好贤妻良母是女性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千百年来，中国遵循传统的男权制，奉行男尊女卑，和男性相比，女性处于被动地位，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女性处于男性凝视下。［２］因此在大多数婚恋题材类电视剧中，女性都被打造成千依百顺、任劳任怨的妻子形象。《渴望》中的刘慧芳、《金婚》中的文丽等都是中国妻子的典型。《我的美丽人生》中的赵一婷是新时代的女性，她出身知识家庭，工作上是资深白领，经济独立；生活中不做家务，对丈夫呼来喝去，不想生孩子就悄悄去流产，还喜欢逛街购物，出手大方，典型的一个“麻辣媳妇”。丈夫倪刚，一个“大”男人，在家里干家务、“伺候”老婆，而妻子赵一婷则对老公“发号施令”，处处“强势”，甚至两次将老公的鼻子打断，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贤妻形象。当传统婆婆遭遇强势媳妇，矛盾自然不可避免，而根本上则反映了传统与现代文化观的差异。 　　三、婆媳关系透视南北地域文化差异 　　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３］ 　　《我的美丽人生》编剧为了渲染婆媳矛盾，使之更加激烈化，巧妙地选取了南北两种迥然不同的地区文化作为婆媳矛盾的又一诱因。在人物成长背景的设置上，创作者为张会计和赵一婷的原生家庭分别选择了上海和东北这两个地域文化差异极大的地区。在剧中，南方/北方、豪爽/精明等截然相反的差异也构成双方冲突的直接原因。上海人一向处在争议之中，它虽是时尚和繁华的代名词，但是挑剔、精明、小气爱占便宜、排斥外地人等也早已经成为其揭不掉的标签。在影视作品中，上海人往往成为精明小气的代名词，譬如《渴望》中的王沪生，明明是个坏人，偏偏要叫“沪生”。《渴望》的热播也造成了创作者们对上海人形象的复制，之后在影视剧和春晚小品等场合出现的上海人形象，也多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一类的典型。《我的美丽人生》中的张会计是地道上海人，其精明程度让人咋舌，“张会计”是她唯一认可别人对她的称呼，在生活中，她也处处发挥专业的特长，处处打算，时时计较，不但为了打免费开水机关算尽，而且因为心疼儿媳花钱大手大脚而导致了与儿媳的持久战，让全家身心疲惫。儿媳赵一婷的家庭背景是东北人，有着东北人的强悍、爽直与不拘小节，她不喜欢婆婆那一套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到几近抠门的生活习惯，喜欢逛街购物，剧中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北方人和你们南方人就是不一样。”无形中透露出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 　　四、婆媳关系透视城乡文化差异 　　剧中婆媳矛盾的第三个根源就是城市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我的美丽人生》剧中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婆婆吴巧保千方百计阻挠儿子与小保姆来往的故事。吴巧保在城里当了一辈子保姆，全部的理想就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