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序志》篇看“正名”之影响.docVIP

从《文心雕龙.序志》篇看“正名”之影响 　　摘要:对于正名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考察孔子政治思想的角度,推演为名实之论,进而进入了语言学、符号学和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孔子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提出“正名”,是在要求一种精神信仰、礼教文明的回归。这就超越了政治和符号维度进入了精神层面,进而影响后世文论和美学的发展。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儒学式微,但是浮华的文风不利于文学和社会的发展。《文心雕龙?序志》是《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却是全书的序言,提纲挈领、总贯全篇,从中可参见刘勰创作的美学上的创作主旨。从《序志》篇来看,他不但希望通过《文心雕龙》为文学文体“正名”,也是在为自己的身份“正名”。 　　关键词:正名;儒家思想;刘勰;创作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0-0005-02 　　 　　一、儒家“正名”的逻辑思想体系 　　孔子“正名”论的系统表述见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一般来说,语言具有两种现实的存在形式:书写下来的语言(文字)和口头讲述的语言(言语),二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从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看,言语要优于文字;就文化的历史积累与延续说,文字要优于言语。① 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晚年修订六经,一方面用教育的方式教育人、感染人;另一方面用保存文化典籍的方式,间接推行着周代礼制和自己的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但在选择典籍,保存典籍的过程中,已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主张。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的这种“微言大义”是一种语言表达上的褒贬。言辞表达可以正名,名正则又可使言顺,“名”与“言”相互影响制约,“正名”的过程进而发展到如何书写,如何审美,如何遣词造句上,由政治层面升华到文学层面,文学的社会功用也从中得以显现。 　　后世的君子贤人无一不受六经熏陶,很多人以著书立说来实现自我价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历叙家学渊源及半生经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以“著书立说”为自己“正名”,于是有了后世称颂的“发愤著书”。“正名”思想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范畴,走进了文学、史学领域,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思维逻辑。千百年来,在思想领域里,人们总会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正义,以支撑自己的事业、追求、著述。为了“名”之“正”不惜牺牲自己,为了“正”其“名”,即使理想目标很遥远,或是并不被当时所接纳,但是依然故我的在追求,这种正名的逻辑里,不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一种终极的追求。 　　二、孔子“正名”理论的提出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名正才能言顺,“名正”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指在行为、礼仪上合乎周代的礼乐文明。从规范性上来讲,一定要具有合“礼”性,这样的“名”才算正。如果违背周代的礼乐规范,即是“名不正”。一切文化典籍都由言辞构成,在典籍行使规范作用过程当中言辞发挥作用,成为手段,这样就使得“正名”过程具有了可操作性。用语言文字形成典籍,影响他人,并以此达到回归精神家园――周礼的目的。“正名”是一个具有主观色彩的行为,孔子正是认为推行周礼乃是“名正言顺”之举,所以才会一直坚持恢复周代礼乐文明,才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才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些都影响着后来坚持追求的儒者,他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试图为自己“正名”,寻找灵魂上的归属感,行为上的正义感,名义上的认同感,“为之”而后的成就感。文学上的“正名”,则更多的表现为个人对自己在文学领域的理论主张,论述和坚持的过程。屈原《离骚》是对自己心志高洁的坚持和不悔,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自己史官责任的坚持和不悔。刘勰身处庶族的下等地位,虽然有感于文章的败坏和衰落,对于奢靡之文辞心存不满,但是依然不敢直接对抗,这样《文心雕龙》就成为了他“正名”的途径,著述立说是最好证明自己能力和身份的途径,在精神层面上的正名是一个人得到理解和认同的最佳途径,也是自我实现的最好的办法。 　　三、从《文心雕龙?序志》篇具体内容看“正名” 　　(一)从《序志》篇看刘勰的崇儒思想 　　刘勰在《文心序志》中说:“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刘勰对能够与圣人一起南行布道,感到是一种荣幸。刘勰十分崇敬孔子,因此他又说“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他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儒家经典正是刘勰所推崇的“文章”根本,于是找到了“正”之所在。刘勰本身事佛,钻研佛理,但是对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