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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百家讲坛类读物”热的冷思考 　　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人们的阅读习惯与书市销售的走势，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了。在经营管理类图书热度减弱，原创文学日渐式微，网络作品上攻乏力之际，从不久前重庆举办的全国书市展会上传来一则信息：“百家讲坛”类的各种读物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众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加入竞争的行列，抢着出版此一类书籍，并将它作为获取利润的财源。 　　如果你不信，你不妨迈开脚步去各家书店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曾经红火一时的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以及王立群的《读〈史记〉之汉武帝》销售热度依然不减。由此而衍生，另辟蹊径的一些书籍，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孟宪实讲述唐代历史》，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孙丹林品读历史人物》以及《明朝那些事儿》《清代那些事儿》《后宫那些事儿》也乘势而上，在书店里赫然在目。 　　最近以易中天、于丹为靶子进行批判，大唱反调，狠揭硬伤的书籍，如《解“毒”于丹》《清算〈品三国〉》等也鼓噪登场，聚集了不少人气。甚至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都有小贩在高声叫卖推售。这三类图书齐头并进，构成了当今出版界极不和谐的景观。 　　不能否认，对我国古籍经典的解读以及历史题材类图书的流行对于传播和普及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来说，是不无益处的，至少接触这类书籍的读者大大增多了，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毋庸讳言，这些图书都是作者本人在阅读中的一种体悟，一种心得，而不是原创的著作，个人的色彩很浓。（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口口声声要还给读者未被糟蹋的孔子庄子本来面目的那些大作。） 　　由于知识深浅，阅历不同以及诠释解读角度的差异，甚至有些是跟风的“急就章”，难免会与原著的精髓存在着某种差距。加上对经典的解读决不是经典本身，说书式的历史也不是历史本来面目，如果读者的文化底蕴不足，如果不去精读原著予以对照，很可能先入为主，在吸引正确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谬误，沉积于心。从这个角度上说，涉猎此类书籍的人群越多越广，其危害也更大！ 　　说到此，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有关阅读以及图书的有关数据。 　　一则数据是去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公民阅读与购买倾向的调查结果――我国国民图书的接触率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从2000年起连续6年走低，只有36.6%。有43.7%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读书是因为“没时间”，而这其中，中青年占了八成。在人均年购书上只有6.3册，人均图书消费只有48元，仅占美国人均图书消费的3.1%。 　　另一则数据是，据文化部有关人士介绍，去年我国拥有图书馆借书证的读者为1062万人，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去年我国公共图书馆外借图书为2.03亿册次，人均只有0.16册，而美国人均超过34册，日本人也有32册。购书借书是阅读的前提，这几组数据又告诉我们：如今真正花时间读书的人群是越来越少了。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说，书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王安石也说：“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读书能够治愚，更是提高国民素质最佳的途径。现在在阅读领域里出现的这些反差和误区，无疑让人困惑，让人忧虑，而产生这一危机有着它深层次的背景，这就是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日益盛行。 　　“学以致用”，本来是句正确的口号，如今它却成为“指挥棒”，人们的阅读太多地掺杂了“现炒现卖”的功利色彩。为了升学，为了考证，为了工作，无奈之下，功利成了阅读的驱动力。以高考为例，辅导高考的“入门”读物始终长盛不衰。曾经有人对一所中学高三四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随机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此类读物平均为8种，最多的竟有24种之多。当然一旦高考过后，这些书籍也就无人问津成了废纸一堆。 　　前一阵子股市牛气冲天，许多怀揣一夜暴富梦想的普通百姓蜂拥入市，又带动了理财类书籍的热销。有一天我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中国新基民必读》《明明白白做股民》《奔奔族理财》一类的书籍摞得足足有一米多高，翻看的人比肩接踵，购买的人络绎不绝，新股民的“恶补”拉动了此类书籍一路飘红。在国内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网的经营类图书首页上，4月新书排行的10本中就有8本与股票有关，如果一旦熊市来临，那这些书籍将会受到冷落而弃之不用了。 　　除上面说到的功利主义，如今更多的阅读又打着消费主义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是公认的阅读黄金阶段，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快车的高速运行，电视、影碟、电脑、网络大大丰富了视觉享受，人们的生活有了破天荒的变革。与此同时，文化所蕴含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逐渐被侵蚀，人们被工作的压力弄得疲惫不堪，即使阅读也习惯于思考的惰性，“消费主义”则乘虚而入，大行其道。阅读的目的不再是修身养性，也不是陶冶情操，更多的则是为了消闲与娱乐，成为一种商品化的消费行为。各种消费主义作品也物色到新的载体，调侃、戏谑，甚至恶搞名著也成为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