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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行政问责特征测度及运行效果 　　DOI：10.3969/j.issn2017.03.010 摘要：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关键词：网络行政问责；特征测度；运行效果；问责程序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互联网深刻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对比关系。在中国，公民借助网络工具，关注、评论和转发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各种信息，不仅建构了新的话语表达渠道，而且汇聚成强大的监督政府的网络舆论。对政府官员以权谋私、权力僭越与滥用等行为，大多数公民已不满足基本的网络曝光，更希冀通过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引起权力监督部门的关注、跟踪和调查，直至相关人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络的声音[1]，对网络诉求的反应也从最初的被动应对逐渐转变为主动回应。这是因为，网络曝光的内容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息息相关。如果政府不予以足够的重视，或听之任之、或敷衍了事、或加以掩盖、或强行压制，都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质疑，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网络赋权于公民，形成强大的问责效应，这是互联网改变中国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可以说，网络行政问责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网络行政问责兴起的条件与背景、特征与方式、功能与意义、风险与问题等基本理论研究。大多将网络行政问责看作舆情传播过程，较少将其纳入行政问责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方法也较为单一，主要以“事件过程”分析为框架进行归纳性研究[2]。仅有少量研究使用定量方法，如宋涛通过对2003年至2012年135个网络行政问责事件和57个公众问责事件的比较分析表明，网络行政问责只是发起方式的创新而非问责机制的创新[3]；丁利等通过对2003年至2014年128个行政问责相关案例样本的定量分析统计，揭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网络舆情压力所引发的行政问责制度在建设过程中的特点规律、分布状况和实施效果[4]。杜治洲等通过对2004年至2013年217个网络反腐事件的实证研究，归纳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5]。文宏、黄之?c通过对2008年至2015年 170 个网络反腐案例数据进行检验，探讨网络反腐中影响政府回应的主要因素[6]。上述研究的视角虽各不相同，但较少对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予以定量分析 一、核心概念与研究设计 网络行政问责是指网络公众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信息共享性的优势动员、形成、整合公共舆论，以网络为主要方式发起对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作为个体的公务员特别是各级各部门行政首长行使行政权力和实施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并要求他们对其行政后果承担责任的行为及其过程已有研究将这一行政现象称为“网络问责”。从问责的概念来看，它是问责方对其有权问责的客体进行权力监督并追究责任的过程。“网络问责”这一术语的客体指向并不明确，其客体既可以指向政府，也可以指向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所以，本文以“网络行政问责”特指公众藉由网络发起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问责。。它的主要特征有：主体是网络公众，客体是政府及公务员，实质是以网络公共舆论监督问责政府，结果诉求是追究客体责任，过程具有依附性 所谓网络行政问责过程的依附性，是指问责主体在发起问责后，需要按照实体行政问责由于网络本身具有虚拟性，网络行政问责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个体、群体、机构或组织等实体存在，而是依托于网络虚拟平台汇聚形成的网络虚拟群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由实体存在的个体、群体、组织等通过既有法律和制度渠道所形成的问责可以被看作为实体行政问责。二者都是行政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和程序，实现追究客体责任的诉求。网络公众虽然能发起问责，但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问责，最终需要由相应权力机关决定是否启动、如何执行，以及以何种标准追究责任等，网络公众不具有问责启动、执行和处理的权力实体行政问责程序一般分为问责发起、启动、执行和处理等阶段。问责发起指当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员的行政决策、行政过程或行动结果的某个方面所发生的事件侵害了公共利益，引起问责发起主体的关注，符合可问责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