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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 　　 　　我国是一个陆海大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18000公里的大陆岸线、14000公里的岛屿岸线，6500多个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以及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主张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同时在东太平洋还有7.5万平方公里的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地。21世纪，海洋将成为我国缓解资源和环境制约危机的战略资源库，对拓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为我国提供东部和南部战略防御纵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出发点 　　我国在海洋主权、利益和发展方面目前面临三大问题和挑战：一是我国南海、东海、黄海的部分岛屿遭遇越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占有企图和主权争执；二是我国在南海、东海、黄海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遭遇东盟、日本等国家的开发争夺和管辖权争议；三是我国的海洋开发热潮持续升温，沿海省市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滨海地区和岛屿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对海洋历史文明遗产的挖掘与保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制定了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产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海洋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国家战略，国家海洋战略需要构筑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实施平台，通过实施平台的协同、配合和支持，应对不同环境、不同阶段的战略问题，形成平台交互支持，促进国家海洋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形态上看，我国海洋战略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国家政治舆论、权益主张方面的纷争、冲突；从性质上看，海洋方面的纷争和冲突属于文化冲突――或者是对历史与现实环境的认知差异，或者是对各自权益主张的行为模式差异，或者是对海洋法律法规的解读差异。虽然个别国家的局部行为具有一定的武力成分，而且不能完全排除其引发冲突扩大和发展为军事冲突的可能，但从争议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角度考量，尽可能避免矛盾冲突的扩大和军事冲突的发生，采用对话、磋商、合作等文化方式，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多年以来，所有海洋国家都尽其所能，按照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全面的大陆架勘察，并在2009年5月31日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延伸大陆架界线申请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所采取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和政治平台中的外交宣言、军事威慑手段不同，和经济平台中的经济制裁、贸易摩擦手段也不同。文化平台所采取的手段基于柔性策略，以对话、交流、互动为主要形式，以共识、融通、认同为主要结果。比较而言，文化平台可以充分缓释、消解外交、军事、经济手段的矛盾张力，为国际问题的解决争取更大的缓冲空间。这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符合国际社会的价值原则，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 　　从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战略要求出发，对我国海洋战略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在应对策略上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采用积极的、非军事冲突的手段去解决冲突；二是不能主动将这些尚属于文化冲突的问题上升为军事冲突。这就是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出发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基因”分析 　　文化是人们基于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而建构的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 　　依据这一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基因”，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主要“构件”应该分为基础、要素两个层面。基础层面的构件包括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3个部分，要素层面的构件包括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3个部分。 　　生存环境构件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交流环境3个单元。海洋无阻隔的生态环境，海洋邻国、邻区互相依存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海洋国家、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环境，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营造了共处、依存、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 　　实际利益构件包括生存利益、社会利益、价值利益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共同的环境和资源空间，海洋邻国、地区面对国际、国内竞争的共同应对需求，亚太海洋、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价值追求，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奠定了互利、互惠、共赢的文化利益基石。 　　机会选择构件包括时空机遇、文化代表、选择偏好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面临合作发展的关联机遇，海洋国家、地区对21世纪和平利用海洋的共同抉择，海洋利益攸关国家在战略博弈过程中的智慧积累，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设定了明确、一致、理性的文化机会选择方向。 　　知识系统构件包括经验系统、发现系统、科学系统3个单元。国际海洋面临的武装冲突和军事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以及非传统危机现实表明，海洋国家、地区的利益攸关性越来越强，在面临海洋问题和冲突时，各方应策动创意，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建构全面、系统、可持续的海洋关系。 　　行为模式构件包括经验模式、制度模式、象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