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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1930年代诗歌艺术探微 　　摘 要: 林庚1930年代的诗歌可以分为自由诗与新格律诗两种形式,早期的《夜》、《春野与窗》为自由诗创作时期,后诗人通过对自由诗与韵律诗的理解,提出“自然诗”的观点,转向新诗格律的探索。然而不论是洒脱无拘的“自由诗”,还是讲求韵律的“自然诗”,林诗诗体的转变与探索并没有影响到诗人在诗情内容与意象意境上的一贯风格,包括“为艺术”的本体取向,意象的化古与融今以及林诗天然存在的韵律美。 　　关键词: 林庚 “为艺术” 意象 韵律 　　 　　林庚先生以古典文学大师的声名享誉学界,然而作为诗人的林庚于1930年代却是以“现代派诗”、“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创作涉足诗坛的。林庚1930年代的诗歌可分为自由诗与新格律诗两种形式,早期的诗集《夜》(1933年)、《春野与窗》(1934年)即是此类“象征主义自由诗”的代表。《春野与窗》之后,林庚先生通过对自由诗与韵律诗的理解,于《诗的格律》(1935年)一文提出了“自然诗”的观点,认为诗分为警句与天然两种风格,自由诗冲破了旧诗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尖锐、深入但偏激的,因而代表了警绝的一面,长此以往有流于“狭”的趋势,“于是人们乃需要把许多深入的进展连贯起来,使它向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广漠的自然的诗体”[1],由此转向新格律诗的实验。然而不论是洒脱无拘的“自由诗”,还是讲求韵律的“自然诗”,林诗诗体的转变与探索并没有影响到诗人在诗情内容与意象意境上的一贯风格,包括“为艺术”的本体取向,意象的化古与融今以及林诗天然存在的韵律美。 　　一、偏离“人生”与“为艺术” 　　林庚是一个有着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复杂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知识分子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诗人的创作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林庚回望1930年代的境况时说:“当时我自幼居住在北京,从‘九一八’后实际上已经处于边城的地位,一种内心深处的寂寞荒凉之感,萦绕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便构成这一段我写诗的主要生活背景。”[2]民族危亡没落的失落担忧时刻敲打着诗人的神经。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诗人写下了《风狂的春夜》、《风沙之日》、《空心的城》、《二十世纪的悲愤》等不满现实黑暗的诗作。 　　然而,作为一个敏感内敛的诗人,时代动荡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内心的怅惘与孤寂。即使在《风狂的春夜》一类涉及时事的诗作中,诗人也没有直露的抨击,只是通过一些丑恶或沉闷意象的叠加,来表现可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在“为人生”的诗作之外,诗人1930年代的诗作更多的是一些意境清雅,古典意蕴与现代气息并存的“边城”抒情诗。这些诗歌在内容上大都隐退到自然大化中,同时也深潜在自己的内心,以生发新的理想支撑,而诗人的体悟与诗情内涵本身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风云与变幻。 　　林庚诗作“为艺术”的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受到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林庚先生进行白话新诗创作的1930年代早期,正值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引领的《现代》诗风盛行。《现代》诗派的诗人反对早期白话诗人语言的浅白直露,也反对浪漫主义诗人所崇尚的诗歌感情的直白宣泄,主张去除诗歌的内容、形式、语言中非诗的杂质,在诗情上,走向发掘人的内心与情感的深层体验,自我存在的意义及人生的哲理与智慧,对中国现代诗歌抒情方式的由“外”向“内”转化作出了成功的尝试。在这一“纯诗”潮流的影响下,林庚先生在创作伊始就着意于“人类根本的情绪”,将诗情作为诗歌的基本质素,追求自然纯然的现代诗品。另一方面,从诗人自身体悟出发,在现实主义诗歌的写作中,诗人怀抱自由理想、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可知的希望”渺茫且遥遥无期,诗人无法用自己的诗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压力,也无法将一颗浪漫的心投入残酷的黑暗,转而更加用心探索格律、语言、节奏一类诗歌的质的问题,并且在内容上最终疏离了混乱焦灼的现实人生。也正是在这种形式实验与探索中,林庚先生发现了自由诗体式上存在的不足,转而提出自然诗的观点。也可以说,“为艺术”的本体取向直接影响了林庚《春野与窗》之后格律诗的实验与追寻。 　　正如孙玉石先生所阐释的:“特殊的生存处境和自身的美学选择,形成了林庚30年代诗歌中错综复杂的‘边城’知识分子心态。他的诗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耽爱古文化氛围与咀嚼荒凉萧索,理想与现实矛盾构成的精神世界。”[3]林庚先生1930年代的诗作不免时而倾诉朦胧的忧愁,时而慨叹人生的渺茫,但这些诗作总体格调是明朗不晦暗的,诗人借助充满生机的意象与清新的诗行寄予美好的憧憬,幻化出心中所理想的世界。 　　二、意象的化古与融今 　　“意象是溶意于情而赖审美媒介以呈现的创造性幻想”,它“不仅以生成性语言为媒介,而且格外突出情感的驱动与融合作用和形象的比喻象征功能。”[4]林诗正是从语言生成出发,将诗情传达与诗歌内容呈现相融合,在化古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