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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保护妇女儿童不只是口号 　　笔者在国内的时候，曾经在高校宣传部任职。某日市里举行普法工作研讨会，领导派笔者参加。夜晚几个学校的代表坐在一起闲聊，某复旦教授感慨地说：“中国的某些法律，从颁行之日起就不是为了施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该教授解释：比如教育法或者高教法里第几款第几条规定，教育经费必须达到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几，但是它没有说，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应该去追究谁的责任，以及谁有权力追究这个责任。这种法律就是空架子，不可实施的。 　　比如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法律到学者，可是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们的税务体系，从来没有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的这个口号体现出来。在西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比如税务，每年的美国加拿大家庭都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报税，纳税不仅仅是根据收入高低，还要综合家庭人口多少。丈夫和妻子可以互相借用对方的免税额度。所以大部分的工薪阶层每年多多少少都会拿到一部分退税(因为所得税是公司代缴)。 　　加拿大的很多公园以及各种活动，有单独出售的个人票，也有打了很大折扣的家庭票。买家庭票相比于买单张票会便宜很多。比如多伦多的公共交通局，在周末和法定假日，为了鼓励家庭出游，一个家庭可以用一张日票无限制多次往返。 　　在中国，我们常常从报纸和电视等主流媒体看到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的口号，可是通常在实施上，没有有效的法律作为支持后盾。立法上有缺陷，执法上更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程序保证。 　　我们从海外的网络媒体上经常看到国内有儿童被亲生父母或者继父母虐待致残致死的新闻，看着那稚嫩的花朵还未开放就凋零，为人父母的心怎么一个痛字了得! 　　这些儿童能被虐待到致残致死的程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常的日积月累中，做父母的就经常虐待孩子，不顺心了毒骂毒打拿孩子撒气是家常便饭，亲戚邻居皆有所闻，但是中国人一向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打孩子属于“家务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便干涉。 　　有胆子大“爱管闲事者”，也顶多对正在施虐的父母进行暂时的劝阻，孩子照旧还要回家战战兢兢地生活，哪日父母一个不顺心，照样拳头棍棒落下来，日子又陷入黑暗。直到哪天孩子被打残进了医院或者被干脆打死了。邻居朋友跌足长叹――早日进行干涉就好了。早日进行干涉就好了?怎么好了?报警?我们的执法机关会做怎样的处理?我们的司法机关又会做怎样的判决? 　　为了写这篇文章，笔者特地上网查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涉及到虐待。具体有―― 　　第八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弃婴。 　　第五十二条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虐待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法规定，第十二款之前的各款，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前款所列行为，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 　　按照道理，如果这项法律真正执行了，那么还可以算是良法。我们的儿童被父母虐待的时候，邻居报警，警方或者什么别的组织介入，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但是以笔者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几年的经历来看，从来没见过哪个父母因为虐待自己的孩子而被剥夺监护人资格的(父母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被从一方转到另外一方除外)。 　　国外在这方面就明确多了。他们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组织处理这方面的事务。这个组织的作用在这个社会广为人知。社会公众意识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具有独立的人格，需要被保护被尊重。一旦发生虐童事件，无论是邻居还是学校老师，都不会坐视不管，充分发挥“狗咬耗子”的精神。致电儿童保护组织。儿童保护组织接到电话，或者警方接到电话，两个机构一般会联合出动，天降神兵，把儿童带走，虐童父母在家里坐等法院传票。 　　儿童保护组织不是政府机构，权利却非常大。起了一定的执法机构的作用。他们负责将父母起诉至法院，由法官决定该父母能否继续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一旦法官认定该父母虐童成性不堪为父母，那么他们就惨了，孩子将被永久性带走寻找寄养家庭，继而有可能被人正式领养。所以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共识就是不能打孩子，要跟孩子耐心地讲道理。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将是孩子的榜样。一旦动手打孩子，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说完儿童，再说说妇女保护。西方妇女解放、性解放历史悠久彻底，男女在未婚的时候性关系比较随便。基于宗教原因，意外怀孕也不大选择堕胎，所以社会上有很多单身妈妈带着四、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父亲。这种人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生活在社会底层。靠社会救济为生。自己的救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