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8226;布莱赫德与读者.docVIP

苏#8226;布莱赫德与读者 　　摘 要: 哈代最后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赫德的形象不仅与当时读者的期待视域大大不符,而且对现在读者的期待视域进行了不小的挑战。本文立足读者接受美学批评理论,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综述读者对苏形象的解读,指出,苏的形象与现代读者公共期待视域不符主要在于不伦的表兄妹之恋,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以及她对婚姻社会属性的蔑视。 　　关键词: 《无名的裘德》 苏?布莱赫德 叛逆形象 　　 　　接受美学批评认为,“读者”应该和“作家”、“作品”一样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作品的含义并非固有的、不变的。事实上,一部作品与它的读者接受一样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尧斯认为,读者通常带着一种期待领域去接受文本。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符合或一致时,它马上使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使读者很快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不符或冲突时,只有冲破既有的期待视域,形成新的期待视域,才有可能成为被接受的对象。所以,对同一部作品的文本,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尽相同的期待视域。即使是同时代的读者也会因各自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的不同而对同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赫德(以下简称“苏”)的叛逆形象不仅对哈代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领域提出了挑战,即使到了21世纪,也引起了现代读者的不同认识。 　　1.对于苏?布莱赫德形象的历史性解读 　　作为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自问世便引起了西方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围绕着小说中的性主题及女性再现(以苏为核心)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哈代同时代的美国女性评论家珍妮特?L.吉尔德在《纽约世界》杂志上称其为“一生读过的最糟的小说……不仅道德败坏,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1]韦克菲尔德大主教W.W.豪在《约克郡邮报》上撰文称:“我对小说中的傲慢与猥亵极为反感,将其扔进火坑付之一焚。”[2]在分析完苏与三个男人的情爱关系后,评论家玛格丽特?奥利芬认为苏是“虚弱、有缺陷、感官衰退的女子,对自己和自己的本能反常置之不理,充满头脑发热的爱情幻想,以使自己空虚的生活活跃,游戏爱情但却无法去爱”。[2]后来的文学家D.H.劳伦斯则认为苏是无性女子,“性方面不健全”。[3]还有的评论家从性心理分析角度将苏的性格特征解释为不确定性――融孩子气、自私、性虐狂、受虐狂、自恋、呆板于一体。 　　对于苏的情欲这一评论焦点,哈代在1895年11月写给高斯的信中指出: 　　她的性格没有丝毫变态或堕落……她的性欲如常人一样健康,只不过需求弱小、有些挑剔。有一点需解释,我无法表达,那就是虽然她(与裘德)生有孩子,可她与裘德只是偶尔亲热,即使他们住在一起(我提到他们各自住不同房间,直到最后他们住到了一起),苏惧怕婚姻仪式原因之一是担心会破坏与裘德之间的信任,与她在一起只为满足快感。此后,他们并未签署婚约,但她感到充分自由,按意愿尽可能少与他同房。[4]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以它强烈的社会关怀与现代性受到了后来评论家,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褒扬。美国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盛赞《裘德》“对性革命的文学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它对社会习俗――尤其是婚姻和性占有――作出了猛烈的批评,同时满怀激情地呼吁简易离婚制度的来临”。[5]著名评论家欧文?豪对苏的积极评价是:“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小说中的苏?柏瑞。她在小说中的光辉远远超越评论界对她的剖析,她是一个魅力超群、熠熠生辉的人物。”[6]劳伦斯苏卓越的智识与不凡的见解也不禁感叹:“苏是我们最杰出的文明成果之一。”[3] 　　对于苏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形象,历代的评论家及读者绝大部分表示认可。劳埃德?费尔南对“新女性”的界定是:“不仅仅蔑视法律与传统,而是在灵魂上超越法律与传统,追求个人独立自主。”[6]哈代在1912年小说再版前言中也称“苏是现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原型――身躯弱小、面色苍白、理智冷静、思想解放的‘单身女子’”。[2] 　　国内对于《无名的裘德》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纵观1994至1999年的外国文学评论期刊可以发现,对于苏的评价几乎都是积极的、正向的。朱宝荣在《从生命本能到价值追求――哈代的女性形象――性格与环境之五》中指出:“苏的形象的意义在于她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她对人生思考的超现实性,以及以行动追求着生命在历史中更为自觉、自由和合目的的存在。”[7]高万隆在《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一文中则称:“苏之所以拒绝婚姻在于她不愿服从法律给予丈夫在性方面生活的主动权,拒绝婚姻就意味着赢得她的权利。”[8] 　　从读者接受美学批评理论上讲,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动态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试图摆脱它以前所有历史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