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docVIP

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摘 要: 启蒙运动在推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省和否定,但由于其解构和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引发了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对后现代性的辩护。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后现代性的民主思潮与现代性的民主思潮之间的辩论尤为引人注目。二者的对抗和辩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的资源 　　关键词: 政治哲学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转向 　　 　　科技的发展日益凸显,人类进入了追求物欲享乐的消费主义时代,理性走向了极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极度张扬,理性作为反思、批判、革命的含义被忽视和遮蔽了,人们的理想、价值、信仰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处于一种真空状态。现代性成了一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双刃剑”,而后现代性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反思中悄然出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 　　理性危机哲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的生态危机。1948年,费尔菲尔德?奥尔本(Fairfield Osborn)写道:“地球上的人口浪潮正在上涨,地球上的资源储备正在下降。”[1]面对生态危机,人们多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工作。20世纪70年代,《增长的极限》是一份被评述为“带计算机马尔萨斯”的一份关于环境和资源的报告,该报告对科学的工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科学的工作变得惊人的邪恶。除了担心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