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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背书转让制度的完善 　　摘要：可区分两种情况确定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第一种情况是票据未获付款。如果伪造背书的被背书人系善意，应由被伪造人负担风险责任；如果伪造背书的被背书人系恶意，则应由其自行负担风险责任。此规则对其后手同样适用。第二种情况是票据已获付款，此时应由被伪造人负担风险责任。 　　关键词：空白背书；背书涂销；背书伪造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91-01 　　 　　我国的票据立法还有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急需加以改进。本文对票据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几个有关背书规则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 　　一、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 　　我国《票据法》第 30 条规定不允许空白背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9 条虽然规定了持票人的补记权，但并没有承认空白背书票据的效力。并且，由于受司法解释只能解释法律不能创造法律的限制，《规定》未能也不可能明确承认空白背书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我国应在立法上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其理由如下：一是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有利于发挥票据的经济功能，体现票据的效率价值。票据本身体现着汇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各种经济功能，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票据的流通。流通性越强，越能体现票据的效率价值。在空白背书出现时，承认其效力，有利于交易的达成，每一笔交易的达成，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将有双倍的（双方的）效益增加。拒绝承认其效力，该背书行为后果将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交易双方不但不能获得交易达成的效益，也容易使社会大众对票据的流通滋生疑惧之心，从而影响票据的流通，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承认空白背书的合法性，更能维护票据的交易安全。我国票据立法未规定空白背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空白背书不利于票据的交易安全。其实不然，立法者所关注的安全，应是法律上的安全，法律上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在社会本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民法最基本精神的今天，当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相互抵触、无法兼顾时，法律应侧重于保护动的安全。 　　二、确立背书涂销制度 　　我国《票据法》没有关于票据涂销的规定，立法对票据涂销是不予以承认的。票据实务中要求的作法是，如果当事人填写汇票有错误，只能作废重填，不得涂改。此项要求对于防止利用涂销弄虚作假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的确有所裨益，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对涂销过于苛刻的防范，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不解决涂销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势必严重影响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阻塞票据流通，也就不能发挥票据作为流通证券在商事领域中的作用。因此立法应采承认态度为宜，以便为票据涂销性质及效力的确定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三、明确伪造背书的风险责任负担 　　在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负担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根据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持票人善意且无过失取得一形式上背书连续的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至于票据是否曾经丧失及其中的背书被伪造，均不影响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而付款人只需对背书形式上是否连续进行审查，如果持票人持有的票据在背书形式上连续，付款人善意付款，其付款责任因此免除。而英美法则不同。 　　笔者认为，大陆法的做法更为合理，因为它给予了善意持票人和善意付款人更为有力的保护，有利于促进票据的流通和银行业务的开展。 　　我国《票据法》第 57 条明确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因此，只要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以及需要交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受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或收款人不再承担付款责任。票据伪造的风险责任应由被伪造背书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69 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 57 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条是对《票据法》第 57 条的补充，但是对“重大过失”的解释显然加强了付款人的审查义务，将付款人的形式审查义务提高到实质审查，从而将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又转到了付款人身上。这对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是不公平的，已经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和尽义务的范围，加重了其负担，不符合《票据法》的立法精神。由以上分析可知，对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承担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得十分混乱，有必要予以明确。笔者认为 ,可区分两种情况确定背书伪造的风险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