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礼记》地位提升及北朝礼学传统.docVIP

唐初《礼记》地位提升及北朝礼学传统[摘要]从全部的中国礼学史着眼，隋唐礼学正处于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礼学进行整合的重要时期，《礼记正义》正是其时礼学风貌的代表作。孔颖达等人选取《礼记》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并为之撰作《正义》。在这当中，以孔颖达为典型的唐初官方学者，颇为重视北方礼学传统，强调《礼记》为三《礼》学的重心所在，并在这一基础上整合南北礼学。而融合的结果，是使得郑玄礼学体系更具义理色彩。这对唐、宋以来的官方礼学具有深刻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古礼学的面貌 [关键词]郑玄；《礼记》；北朝；孔颖达 [中图分类号]B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112-5 三《礼》是指《周礼》、《仪礼》和《礼记》，在郑玄注三《礼》之前，并无三《礼》之学。郑玄的三《礼》学大致上以宗主《周礼》为主，其注释《仪礼》和《礼记》，多援引《周礼》裁定分歧、整齐礼制。清代学者皮锡瑞即明确指出郑玄礼学“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令今人感到困惑的是，唐初官方学者在宗主郑玄礼学的前提下，却认为郑玄《礼记注》为郑玄礼学的重心所在，并为之撰著《礼记正义》。这一看法为后代所沿袭，并形成了以《礼记》为首的三《礼》之学的基本格局。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唐初官方学者的这一举措，有其特定的礼制改革之背景和地域学术之立场 一、礼制改革背景下的唐初官方礼学立场 唐初武德年间的礼制，以因袭隋代旧制为主。我们知道，隋代礼制已初步综结了南北礼学，而尤为重视南朝礼学。这一礼制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学者而言，当有改造之必要。在这一过程中，以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礼学家，与隋代大业时期的礼学倾向不同，他们持有强烈的北学立场，并以跨越陈、隋旧学为旨归，从而形成了北学色彩极为浓厚的新的唐初礼学系统 唐开国之初，其官制、重要朝典及祭祀礼仪，以因袭隋代为主。隋代礼制，已有综结南北礼学的趋向。大致上说，在开皇时期，以北周礼学为主，融合北齐及南朝礼学为辅。在大业时期，则进一步采--纳南朝礼学，形成了南学为主的礼制体系。《旧唐书“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这段记载对于隋代的官方礼制，持批评的态度，认为隋代礼制之改革，其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周、汉之制，仅有遗风”的局面。在这当中，所谓“周、汉之制”，当指以北周为典型的北朝所推崇的《周礼》及两汉制度。此种关于隋代礼制变革的评价，一面暗示了隋文帝时期牛弘所撰的《五礼》，其学术立场已趋向于南北兼采，而另―方面也明示隋炀帝时期的官方礼制，已主要遵从南朝礼学而使北朝礼学“仅有遗风”了 隋代前期，牛弘撰定《五礼》，还保有北朝“周、汉之制”。或者说，牛弘所撰的《五礼》，当保持了北朝礼学的本位立场，融合南北礼学而成。《隋书“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考虑到牛弘、辛彦之均出仕于北周，为北周、隋初权威的官方学者，故《随志》未言其礼学渊源，而直接说明二人对南北礼学均有所整合。值得一提的是，牛弘之撰作《五礼》，是在其时南北礼学整体面貌逐渐趋于一致的前提下实现的。《新唐书“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传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南朝梁陈以来，官方采取以五礼为纲，各自分立学官的礼学系统。故牛弘修撰《五礼》，极易采掇南朝礼学 大业之后，官方即逐渐摒弃《五礼》不用，转而遵从杨广在担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时期所修撰的《江都集礼》。这一《集礼》，当大量吸取了南朝礼学，故《旧唐志》发出“周汉之制，仅有遗风”的感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推断唐代开国之初所遵从的礼仪系统，是以《江都集礼》为主。或者说，唐代武德年间的官方礼学，基本上沿袭了隋炀帝所整合的南北朝礼仪体系。从政治上看，这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而言，当有重新制定新礼之必要 事实上，当唐朝政局基本稳定，渐兴文教之后，就开始注意到礼制之改革。贞观初年，即对礼制进行了第一次改定。《新唐书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舍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房玄龄等修撰而成的新礼，史称“《贞观礼》”，又称“《五礼》”。《旧唐书“甲寅，房玄龄等进所修《五礼》”；作为北朝学者代表人物的颜师古，《新唐书》本传称其曾“与撰《五礼》”。这些都说明《贞观礼》又称《五礼》。《五礼》之称，极可留意。牛弘等人所撰的隋代开皇礼制，亦称《五礼》。这一通称可从侧面反映了唐初定立《贞观礼》，似有跨越隋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