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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伦理及东亚现代性摘 要：工业东亚新现代性模式的出现，改变了原有西方现代性模式独统天下的局面。美国波士顿儒家学者杜维明通过亲身体悟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独到特质，试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对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深度审视 关键词：儒家伦理；工业东亚；现代性 作者简介：郑秋月，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哈尔滨商业大学教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儒学的超越性传承与体认――美国波士顿儒学与夏威夷儒学研究”，项目编号：11YJC72006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9批，项目编号：20110490242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42-05 收稿日期：2011-06-29 一、工业东亚引发一元现代性质疑 颇为风行的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在美国汉学界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尤其是随着工业东亚史无前例地迅速崛起而被推向高潮。美国波士顿儒学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将马克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研究作为出发点来重新审视现代性理论 韦伯将新教伦理所体现的希伯来-希腊传统看做孕育早期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动因，由此开启盛行于世的一元现代性理论先河。杜维明指出，韦伯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旨在对马克思有关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仅仅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变化结果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力图探索道德和宗教与经济发展结构有无必然性关联，说得更确切一些，也就是某些精神传统的价值与理性化的现代化之间可否存在某种联系。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考察得出肯定答案 在1920年出版的论文集《宗教社会学》中，韦伯进一步研究了印度教、佛教、古犹太教，甚至试图研究中东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杜维明认为，韦伯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寻求在每一个其他传统中可以被称之为新教伦理的“功能相等体”。但他通过比较宗教学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新教伦理是一种对西方社会中能与力的理性调动作出贡献的独一无二的伦理，非西方宗教传统由于缺乏超越与现世之间的紧张而不可能开出现代性。“韦伯命题”及其所开创的西方一元现代性理论，隔断了非西方文明的宗教传统在保持本土性、根源性的同时通达现代性、与现代西方文明并存的通途，只给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指出了“西化”这一条“卡夫丁峡谷”。［1］ （P221） 杜维明在思考“韦伯命题”时更为关注的是其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他发现，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是由于缺乏一种可与新教伦理相比的伦理。杜维明指出：“新教伦理培养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品的一体化和人格――新教徒。新教徒排除了上帝与他自身之间的一切中介物。他从隐秘的内心深处，在他内在的孤独感之中，与上帝直接联系。这种关系促进了个人尊严的意识。它也导致一种与理性的劳动组织相一致的个人主义。因此，遵循新教伦理发展而成的人格的一体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个人主义，导致了一种肯定的、转化性的思维方式。韦伯认为，中国的宗教，尤其是儒家的伦理，缺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2］（P83-84）杜维明认为，韦伯眼中的儒家伦理由于不倡导个人主义的发展且缺乏一种批判性思维，故既不能使人们精神振作从而主宰世界，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作出贡献 韦伯认为，儒家伦理抑制了一种实业精神的发展，从而抑制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以及（由此类推）在东亚的发展。可是，今天东亚的许多地方都展示出资本主义和实业精神的蓬勃发展。杜维明在思考，是不是韦伯错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韦伯的观点澄清我们自己的理解？尤其是目前作为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异质文明地区出现的成功的新现代性模式――工业东亚，应该作何种解释呢？事实上，杜维明思考此问题时已注意到美国视阈下的一批学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比较宗教学家）在两次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致思理路 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学者都深信以所谓“缺乏个人主义”、“过分受制于群体（尤其是政治力量）”、“过于强调缺乏进取性的完美人格”、“重智慧胜过实验性的知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基本上与理性化的现代化格格不入。在杜维明看来，这种见解足以说明韦伯对美国学者看待中国和儒学方式的广泛影响。然而15年之后，工业东亚作为一种特殊的精英气质和企业精神在东方竟成功到向西方挑战的地步，原因何在？美国研究日本文化的权威学者赖肖尔，通过研究日本现代化，认为日本兴起过程中文化因素尤其是儒家伦理与基督教在欧美所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其“日本有青出于蓝（美国）的潜力”的观点一度遭到美国学者特别是美国保守官员的抨击：“赖肖尔到底是我们美国送到日本的大使，还是日本送回美国的大使？你要搞清楚你的立场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