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docVIP

我眼中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他任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有“苏联政坛不倒翁”之称。更有“恶搞者”，把莫里哀名剧《一仆二主》这四个字，改成“一仆六主”，“呈献”给葛翁。因为从事对苏工作的缘故，我有过不少机会解读他，听人讲起他，也曾多次对他进行过零距离观察 智慧过人才华横溢 1967年2月，我第一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文化大革命”大批判浪潮席卷全国，国内的“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修正主义”首当其冲。中苏关系遭到严重恶化。两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已一两年了。双方只保持两(使)馆、三线――北京与莫斯科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一条政府电话“热线”．两国贸易额只有一丁点儿，总共不过几百万瑞士法郎。中国使馆官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就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一出门。就被苏方便衣紧紧盯梢。这种反常状况持续了好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好些年没有机会见到苏联官员。不过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机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要举行记者会。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同志，让我设法甩开便衣跟踪，到记者会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一天，我头一回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葛罗米柯 40多年过去了，那次记者会的内容早已忘记了．但葛外长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他那时也就60岁左右．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乍看起来，还真有点像美国的尼克松。记者会的会场很大．足有三四百平方米。但仍被四五百名记者挤得就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连一只苹果也难以掉进去”。在葛外长面前的小长方桌上，摆放着盛凉水的长颈玻璃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葛罗米柯一会儿谈论世界大势，一会儿推挡刁钻的问题，对答如流，滴水不漏。都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却毫无倦意，滔滔不绝。全场几乎人人都身离椅背，全神贯注地在听。讲到精彩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雷动。葛罗米柯从30岁那年起，就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作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在美国大显身手。他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急才”更是一绝。我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得连连赞叹，葛外长果真名不虚传!次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都用两个整版，刊登了葛罗米柯这次记者会的答问全文，我读后感到是篇绝妙的文章 1982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从前绷得那样紧了，不过，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邓小平同志以此为契机．特地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同志前往苏联吊唁，此举被史家称做“邓小平的对苏葬礼外交… 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与他进行友好交谈，并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葛罗米柯外长。在交谈中，这位苏联外长一开始就说：刚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那里来。他让正式转告中国领导人，努力改善苏中关系，是苏共新领导的主要外交方向之一。葛罗米柯依然回避中方当时最为关注的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但重申了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并主张在一些具体领域恢复交往。中苏外长会见一结束，葛罗米柯就离开会见厅，走了不短的一段路，送黄华外长到电梯口，在这里还等了一两分钟，送中国贵宾上了电梯才离去。第二天，苏方一陪见人员对我说，葛外长此番“放下身段”“远”送中国贵宾．乃“空前之举”，可见他多么看重对华关系! 这次会晤虽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阴”转“多云”再转“晴”。中苏外长会见后．双方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我作为驻苏联使馆官员，曾多次参加中国外交部负责官员与葛罗米柯外长的会见。当我第一次在会谈桌旁坐到葛罗米柯的斜对面时，最突出的感觉是．这位大人物显得特别威严。此时，葛先生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依然那么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滔滔不绝。他总是从大处着眼，极少涉及琐事与细节。他说话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很少模棱两可，也不爱用外交辞令。在葛先生面前的桌面上，摆放的仍是凉水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 不过，有一次却是例外。我从斜对面向葛外长那边瞅了过去，发现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张纸片。一种莫名的窃喜顿时袭上了心头：原来葛先生谈话也得用稿子!然而，当我再次向他那边使劲地望过去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在那纸片上写着两个特大号俄文词，几乎占了全张纸的一大半。一个词是“裁军”，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降低双方的驻军水平；另一个则是“苏一中”，而且还是简写的。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葛外长也够“吝啬”的，作为谈话的提示，在纸片上总共才写下了两个词，一个还是自创的缩写! 并非科班出身 “伴君”达十余载 葛罗米柯原本学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