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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诗歌理论探索及突破摘要：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江西派诗体甫始作为典范出现，就面临人们的不断反思并寻求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南宋人对唐音宋调两种诗歌范型及其风格差异逐渐自觉把握、对诗歌本质的思考逐步深入，尤以杨万里、刘克庄、严羽等为代表的诗歌观念和批评理论具有突破性。由于错综复杂的认识最终未能定于一尊，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也就相应呈现为江湖诗人依违折衷于江西、晚唐间的混杂状态，没能在唐诗和江西体之外构建出新的诗美范型 关键词：南宋诗；诗分唐宋；诗歌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I22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137－04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对唐诗的因革创变，宋调大成于北宋中期的苏轼、黄庭坚之手；“靖康之变”以后，占据中原、与南宋并立一百多年的金人自认承接“苏学”正统，对南宋诗歌颇不以为然，故元好问诗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自题中州集后五首》)。而在与北宋一脉相承的南宋朝，作为宋调典型的江西体诗甫始也成为被挑战的对象，种种针对它的改良、革新创作实践构成了南宋百五十年诗歌流变历程。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以四“变”概括宋调的萌生、大盛、变革与结局，曰：“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一变宋调建立，二变则江西派形成，第三变即是南宋诗歌变革江西诗体，而终结于遗民诗的危苦之音。而单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宋末元初的方回认为：“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过是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为有声，又过是则唯有刘后村亦号本色，而不及前数公”(《晓山乌衣沂南集序》)。清代沈德潜则云：“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者，然神理未浃，风骨独存。南渡以下，范石湖变为恬缛，杨诚斋、郑德源变为谐俗，刘潜夫、方巨山之流变为纤小，而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亦为不善变矣”。虽然方、沈二人发言的立场不同，对南宋诗歌的评价相反，但都揭示了南宋诗歌递嬗之因由与轨迹，指明南宋诗人在江西派诗风笼罩下力求变化的事实。不管诗人们各自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求新求变确实是南宋诗歌发展的大势 如果衡量创作革新实践的成绩，相比唐诗和北宋而言，南宋诗歌终于未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不过，正是在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过程中，在中兴诗人援引晚唐以济江西，江湖诗人援江西以调和晚唐的变化过程中，南宋人对唐诗与宋诗两种诗美范型的认识逐步深入，对两种风格的审美内涵的感受日渐清晰，也开始理性分析各自的风格成因，并进而引起对诗歌本质的重新思考。唐音与宋调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分趋即肇端于此。以此南宋诗歌理论、批评观念的深入发展程度相比前朝而言，毫无疑问可称突破。以下分述之 一、“诗分唐宋”的风格意识自觉 早在《沧浪诗话》首次明确提出唐宋诗歌风格分际之前，南宋之初的张戒已经开始总结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以及江西派诗歌的诗法和艺术特征。《岁寒堂诗话》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专一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又曰：“苏、黄江西诗派，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此外南宋诸诗话以及散见于各类诗文中的批评议论文字显示出：在回顾诗歌发展史，分析、评价北宋朝诗歌成就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唐音、宋调不同的外在风貌、审美内涵作出间接的区分和概括，当然，或褒或贬，态度并不一致 “诗分唐宋”的意识自觉最先当是因为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而得到启发，派中人首先找到晚唐诗作为以江西诗体为典型的本朝诗的对立面，进行比较。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见他们都把晚唐诗与今诗(宋诗)对举。钱钟书从宋诗发展递变的整体性进行考察，特别指出：“四灵而还，宋人每唐，诗指晚唐诗。南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校也”。叹云：“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仅把唐等于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于姚合、贾岛”。例如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诗派章焉。……故今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