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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教育教学实践的个性化探析 　　摘 要： 唐代教育家韩愈的教育教学实践，在科举制度下充满了个性化特色。他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体现了中国文化“立人”的精神；在教学角色和教学方式方面，以教师为主导，引入实践和生命本真的体验，对受教育者进行情感的渗透，在师生主体生命情怀的融合中实现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培养及文化的传承；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灵活、充满情趣的审美教学，实现师生平等、互动，教学相长。 　　关键词： 韩愈 教育教学实践 教学方法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作为教育家的韩愈，一生分别以教师、名家（文学家）和家长三种角色进行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韩愈从事学校教育主要是在唐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一生历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等职；在不任学官期间，不辞辛劳奖掖指导后进；在家庭中对儿辈的读书学习也亲自“教示”。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韩愈不仅形成了重要的教育理念，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从现存文献与韩愈的诗文可以想见，韩愈是当时年轻人所心追力摹的对象。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人们“耻学于师”的当时，很多人向韩愈学习治学与为文之道，他敢于抗颜为师，教学也大受欢迎。韩愈之所以受学生的欢迎，除了任国子监祭酒时延请名师、严格管理、整顿校风学风成效卓著外，用现代教育眼光来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能不受唐代的教育制度和前人教育观念的束缚，而实现个性化教育教学，是一个有独特个性和魅力的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韩愈在文学创作和弘扬儒学上都是以复兴古道为旗帜的，而在实际操作上却充分体现着时代性和开创性，在教育教学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韩愈在教育上提倡以古道、古贤人为师，作文要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却能相当大程度上张扬教师的教育教学个性，凸显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师的教学个性是教师“人性”在教学法中的体现。一方面，它包含了人的创造性以及由创造性带来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知识内容的开发、加工和对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相对“工具性”而言，它追求教学过程与教师个体生命实践的合一，在教学活动中使教师的人生观、价值观、主体情趣和人生追求得到充分的实现。［1］学生的主体地位确认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认识的主体和发展的主体，是具有独立地位和极大认识潜能的实践者，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必须发挥主体作用，获得“发现真理”的主动权，而且在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世界观的形成方面，同样必须由主体来实现。韩愈的教育教学实践其实已经在这方面有了重要的探索和开拓。 　　韩愈的教育思想学术界已经有重要的整理，本文试图从现代教育视野的角度，对韩愈的诗文和有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探索作为教育家的韩愈在教育教学上的个性化特征，以期对现代教育有所启示。 　　一、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内容的个性化 　　韩愈重视对人仁义礼智的全面培养，强调知识的深探力取，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自立能力。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扬阐明儒学道统，教化人民，同时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他指出了办学的原因：“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要使人民具德礼而免于无耻，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有学校教育。 　　而根据唐代的科举教育制度，学校是与科举紧密相连的。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指出：“从唐代开始，学校教学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合格的科举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的后备队，官员的养成所。”“中央各学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科举的人才，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生员，一进学就分为举进士或是举明经（广文馆则是专为培养进士科举子的）。……由此可见，国子学等学馆的教育，主要目标并不是在于所谓进德修业，而是有着极其现实的目的，即是应科举试。”所以教学内容的安排无不与进士、明经等科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进士科自中唐后又特别看重诗赋，因此中央的这几个学馆，除了学习经书外，还很重视诗歌的学习和创作。”［2］中央学馆外的村学，也是以中央学馆为标杆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韩愈作为学官都是在国子监任职，明确中央的教育教学目标，贯彻教育思想，落实教学内容，是一个称职学官的职责所在。因而韩愈“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人们批评其过于功利的地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