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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美术形象视觉修辞的溯源 　　摘要：主要采用知识社会学和形式分析方法，以视觉修辞为视角，追溯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运用的各种修辞方式，以达到不同形态的鲁迅形象的建构。 　　关键词：鲁迅；美术形象；视觉修辞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41-02 　　 　　从第一张鲁迅肖像诞生之日起，鲁迅的形象在美术界就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也许也是文坛宿将中被描绘频率最高的一位。无论政局如何变换，也不论艺术内部的表现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鲁迅都是作为一个长期被关注与表现的主体形象，经常在不同类型的美术作品中出现。不可否认这其中意识形态的导向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不乏对鲁迅怀着真诚的崇敬与景仰的艺术家，尤其是在鲁迅一手扶持的木刻版画界。鲁迅美术形象在运用视觉修辞手法时较为多样，注重于从不同侧面、运用各种方法塑造鲁迅的内心世界和人格品性，总体上看大部分作品倾向于用一种概括的、抽象的语言和形态特征表现鲁迅的精神境界。在受鲁迅影响最大、表现鲁迅题材最为踊跃的版画界，当时大部分的版画家都践行鲁迅对于木刻创作的教导：“以黑白为正宗”的方法塑造“刚健、分明”的视觉效果，有着表现主义的趣味特征。下面就一些典型作品进行简要的分析。 　　现存较早的一幅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是陶元庆于1926年根据鲁迅的照片绘制的木炭笔肖像。这幅肖像鲁迅亲眼见过并极为赞赏，认为此画将他的精神刻画出来了。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幅典型的肖像作品并没有运用一些特别的技法或结构方式以展示鲁迅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而是采用朴实的记录与再现方法以头像的方式展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鲁迅，而画面所折射出来的鲁迅的精神气质应归功于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技巧。之所以将这幅并未运用上述视觉修辞方法的作品作为第一个叙述对象，目的在于通过与后续作品进行视觉上的对比，凸显作者在对鲁迅的先验印象影响下所运用修辞方式对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曹白于1935年所作的《鲁迅像》运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木刻技法和表现方式为后来很多肖像作品树立了样本，画面背景由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视觉符号构成：鲁迅的《呐喊》，风月谈、村庄、野狗、军阀等等，每一个意象都将观者拉回到那个时代特殊的背景中去。作者试图以视像的堆积、排列来构筑鲁迅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作品鲁迅在画面上的题字和作者因刻此版画所遭受的牢狱之灾也让这幅作品享有特殊的地位。 　　汪子美纪念鲁迅的漫画作品《鲁迅奋斗画传》在整个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中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此画初次发表于1936年11月的《时代漫画》（第32期），是八个画面的组画，题目分别是1、五四运动时期；2、语丝时期；3、阿Q时期；4、打哈叭狗时期；5、转变时期；6、扫除文坛时期；7、统一战线时期；8、追踪高尔基而去。画面上的鲁迅形象头发凌乱、神情枯槁，迥异于其他作品中意气风发的斗士形象或语重心长的导师姿态。作者以鲁迅手持剪刀剪断蜘蛛网象征他扫除文坛陈陈相因的旧习气；以鲁迅在阳光下吹冲锋号象征他在革命统一战线的先锋形象；以追随高尔基而去象征他对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作品不论是在立意还是技法表现上都堪称别具一格。 　　马达刻于1939年的《鲁迅像》是一幅典型的运用视觉暗喻方法的作品，鲁迅头像居于画面正中，四角的四个文艺界战士形象分别代表文学、美术、音乐和戏剧四个艺术门类，也象征了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设立的四个系。从这几幅解放前典型的作品可以看出这种文人式的婉转甚至有点晦涩的隐喻方式与“文革”期间一望而知的、直白的比喻或象征有着显著的差异，一种修辞方式在艺术作品中不同形态的呈现缩略了太多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社会文化审美思潮的转变、受众群体在艺术接受层面上的改变、执政党文艺政策方针至上而下的全面推行对艺术家创作的直接影响。 　　50年代，各地的美术团体组织当时艺坛颇有名气的一些美术家们创作了很多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如谢笳声的雕塑《鲁迅先生像》、李宗津的油画《夜谈》、司徒乔的《故乡》插图、蒋兆和的《纪念刘和珍君》、彦涵的套色木刻《鲁迅先生像》、黄永玉的木刻《歌颂鲁迅先生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培养》等，这些作品发表在各地的文艺报刊杂志上，当时有很多读者对这些美术作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感想和意见，也向美术家们指出要“深入研究正确描绘”的要求，①这对后来鲁迅形象的塑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将这些为数众多的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进行图像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对于鲁迅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倾向于表现其政治家的内蕴而非文学家的风骨。 　　颜仲的《鲁迅像》作于1959年，与当时其他版画家不同的是，颜专攻黑白木刻人物肖像 ，这与鲁迅的倡导不无关联，鲁迅曾说：“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1935年6月给李桦的信），也就是说黑白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