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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司法的指导思想从变革社会到回应社会 　　摘 要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于新中国民事诉讼立法，恐怕应算最具本土性、原创性、在全球诉讼立法中最具独到性的诉讼制度之一，就连学界奉为现代诉讼法制发源地的西方国家也誉之为“东方经验”，加以学习借鉴，并拓展出了一个ADR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世界诉讼立法理论发展与完善的一大突出贡献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制度 ADR机制 作者简介：苏诗楠，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1.052 对比与分析：观察民事审判社会实效的几个维度 一、几组数据 笔者通过对陕西省建国以来的人口状况、全省法院民事审判情况（办结案件中以判决、调解以及撤诉方式结案的数量情况），以及西安郊县户县建国以来的人口、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状况、户县法院审结民事案件情况等项数据的对比 ，从中分析归纳出一些基本规律 对比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一）人民群众并不将通过“打官司”作为常用的或主要的纠纷解决办法，即以诉讼方法解决纠纷是民间纠纷的非主流解决办法 从陕西省全省来看，解放初至今，在一年内，通过“打官司”解决民事纠纷者，大致每千人中才会发生一起，像关中平原这个农村村庄规模大致在1000人的人口较密集地区，一个村子一年可能仅发生一起官司。这也印证了瞿同祖先生关于中国法律与人民生活关系的一个观点：“人民方面更视公门为畏途，不愿涉讼。” （二）人们即便采取了通过“打官司”解决纠纷的办法，最终也大多以调解方式或撤诉的办法了结纠纷 陕西省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除上世纪50年代采取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和以判决结案的数量大致相同外，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近三分之二的民事案件都是以调解及当事人撤诉方式结案的。即便是90年代以来的近20年间，以调解或当事人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亦占审结民事案件的一半以上，特别是21世纪以来，西安市两级法院民事案件的调撤率都达到了65%以上 这说明，即便是将民事纠纷起诉到法院，人民群众对调解方式仍抱有较强的心理认同，仍倾向于通过他们熟悉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是即使案件起诉到了法院，只要诉讼外的民间方式能够解决纠纷，他们也大多数愿意在诉讼外解决，而不愿求诸诉讼方式，因为“打官司”这种方式实在对他们世代和谐相处的关系打击太大，会造成“一场官司、世代结怨”的后果 （三）生产力的发展对人们诉讼观念和意识具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同法院民事案件数量（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的增减呈现出同向发展趋势，生产力发展了，法院民事案件的数量亦相对提高。这一点在上表中案件的相对数量，即人口与案件数量的比例关系体现得非常明显。1951年陕西省年均824人中一才会产生一起到法院“打官司”的民事纠纷，到2004年该比例下降到了339人一起，这期间，陕西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仅1980年至今就翻了两番以上。这也说明，人民虽不愿打官司，尽量采取调解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不打官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泄愤或调解无效，往往不得已而打官司 （四）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并决定人们的诉讼意识，但当前它对人们以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的意识似乎尚未造成太大冲击 可以看到，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选择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数比例不断提高，法院受理及审结的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法院的主要结案方式来看，以调解及当事人撤诉方式审结的案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在60%以上， 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比例则一直没有突破50%，甚至没有突破35%。调解及撤诉均要求当事人自愿，这说明，从解放后到现在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法仍然比较热衷乃至乐于接受。人们对调解方法的热衷及乐于接受，正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几千年来的反复实践中总结并传承下来的民间纠纷解决传统：“中国人民避免打官司，大多数纠纷都通过调解在法庭外解决。一般说来，人民都遵守习惯，按着习惯办事，进行各种活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调解之所以在农村基层社会是主要的纠纷手段，并成为农民受欢迎的司法产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还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比较紧密，互惠性关系普遍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牵扯，因此在解决中仍然有缓和人际关系的必要。 自封建社会沿袭至今的居民户籍制度要求每个人必须长期相对固定地生产、生活在某一个特定地区，从出生后直到死亡，这也在客观上巩固了熟人社会这种社会模式。而更深刻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当前维持农村（包括城市老社区）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秩序的仍然是（或者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