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旅游伦理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docVIP

论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创新 ——以宁波模式为例 赵意奋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面临着公共安全边界模糊、社会协同力量和监管机构等主体间职责不清的难题。宁波市结合地方特点，在生产领域创新了以鄞州、慈溪和象山为试点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该模式以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提供为要务，设置安全监督的基层机构，给予人员、制度、经费等方面的保障，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尤其是村居等力量，建立了横向和纵向的管理体系。该模式的经验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宁波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2.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5）05 - 0112 - 06 跨年之际，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公共安全监管难题再次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① 如果政府各部门能够在事前明确各自的职责，社会公众能够广泛参与安全防范，那么悲剧本可以避免。故，如何吸收全国各地的实践经验、建立和创新公共安全监管体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创新中的难点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均可能对公众的生命财产、身心健康带来损害。故公共安全关联公共利益，其不像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安全中获利，因此它属于公共物品。市场无法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只有政府才是公共安全的供给者。而公共安全作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何创新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却是一个难题。 （一）公共安全边界模糊 公共安全的含义，“国际上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从国防安全、环境安全到社会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狭义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来自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术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个部分”。[1] 我国学界对公共安全的概念描述比较分散，主要从不同侧面进行描述，有认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是指自然灾害事故、人为事故和由社会对抗引起的社会冲突行为，危害公共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和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2] 也有人认为“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享有安全和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秩序，公众的生命财产、身心健康、民主权利和自我发展有安全的保障，最大限度的避免各种灾难的伤害”。[3] 从上述概念描述可以看出，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缘由呈多元化，可能是因为自然因素引起的自然灾害，也可能是因为人为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或违法犯罪，还可能是因为管理不当或管理意外引起的事故。而且这一外延可以根据时间空间的不同进行无限延展，这必然导致公共安全的边界模糊化，给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创新增加难度，给政府的职责划分带来现实障碍。 （二）社会协同力量不足 在提供公共物品时，需要建立社会管理体系的新型关系。政府从强调行政手段控制转向经济的、法律的多重调节，其他社会组织自觉自愿的合作，相互补充，形成网络状的关系。“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是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4] 虽然，公共安全的监管体系构建的核心力量是政府，但社会力量广泛的协同参与是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而目前我国面临最大的现实问题是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培育严重滞后。 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对企业来说，是其保证顺畅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我国《公司法》已经将社会责任列为公司的一个法律责任，但是很多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均无社会责任的具体举措。据调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较低，2014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32.9，较2013年提升了6.5分，其中仅有4.7%处于卓越者阶段，18%处于领先者阶段，而处于起步者阶段占18%，还有46%的企业处于旁观阶段。[5] 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社会管理主体，但我国非政府组织整体上数量少、规模小、基础薄弱，总体上处于萌芽阶段，且面临资源短缺的难题。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三个方面：政府的投入、会费及服务收费和社会捐赠。[6] 我国总体经济实力虽然已经比较强大，但由于初级阶段需要建设和投资的项目较多，相较而言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而我国全社会还没有形成社会捐赠的文化，捐赠法律制度不健全，非政府组织的募捐渠道窄，导致了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此外，基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受行政影响较大，很多都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产生的，因此其天生就存在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能力缺陷；其活动展开和功能发挥过程中，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牵制和干涉较多，逐渐形成了其对政府高度依赖的习惯，并最终导致其对公共安全的灵敏性难以发挥，往往是响应政府号召介入到公共安全治理中。 对于与公众联系最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