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媒体监督成效的转型.docVIP

提升媒体监督成效的转型 　　媒体监督随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加速而处于黄金发展期，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监督一阵风，认为处理完几个当事人便可偃旗息鼓，没有后续防范制度体系建设及实施的持续监督跟上，许多社会问题和沉渣势力死灰复燃，再次危害社会；感性监督常常无功而返，偏离本意，功能异化，带来负面社会效果及后遗症，招致媒介霸权、破坏力强等批评之声，削弱监督声誉；泛化性监督导致效力微弱，大大消解了监督功效，这些都影响了自身长远发展。要走出舆论监督的上述困境，需要媒体人审视背后根源，突破以往作为模式，以正确的监督转型操作，实现其深广的社会价值。 　　 　　由风暴式监督向持续监督转型 　　 　　有效监督不是刮阵阵舆论风暴，忽冷忽热，而应该通过持续监督，推动社会建构起制度的防护墙，跟踪督促实施，使危害社会的现象能够得到标本兼治，才可以成就监督的终极价值。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渠道阵地，引导受众围绕问题行使表达批评权利，支持民意发展，形成舆论合流，聚合社会力量达到制度建设完善，是媒介监督的作为取向。 　　例如媒体对“周老虎”事件的披露与监督，可谓有始有终，周正龙受到法律制裁，有关干部受到处理，但仍显不足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怎样确立不能不敢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制度？如果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建立防范制度，让这种事一再发生，最终受影响的是政府公信力。影响巨大的李金华审计风暴，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变更而失去威力，是有远见的媒体在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全力支持下，投注无数目光，最终奠定今天一个常规性的强有力监督约束制度，不至于人走茶凉。 　　至关重要的是，持续性监督在检验健全制度，督导督促落实方面有更多作为，才能取得真正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其后监督是更为艰巨、不断反复的过程。当年高呼媒体有功的“孙志刚案”，合力监督促进了事件的迅速公正解决，国务院200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收容制度成为历史，但制度实施方面很难再见到媒体监督行为。城市中仍有可怜巴巴的流浪乞讨者，根源到底在哪里，没有相关后续性监督报道。当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媒体联手掀起舆论监督热潮，开面对面质询问责之风，引发许多地方针对奶粉的打假行动。不曾料到，2008年又出现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可知其中制度漏洞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纵然质监部门事后努力再大，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这些没有对制度完善及更好落实的半截子监督行为，是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软肋，使制度治本效应受到限制，留下令人痛心的教训。 　　事实证明，清除根深蒂固的丑陋落后社会现象，期望通过一次性监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对官权腐恶、利益分配不均、畸形发展等痼疾而言，更是长期监督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要打持久战，以韧性与不懈努力，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汲取广泛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又要在持续性监督制度实施和检验结果方面下功夫，追求长远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 　　持续性监督功能发挥与新闻信息提供是有区别的。应该在利用新鲜事实的基础上，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行为的系统性。否则像以往一样，局限于媒体监督一隅，随时而行、随事而变、随机性强，不断转移受众视线，会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受众支持热情的丧失。而转变风暴监督模式，张弛有度，合理开发持续性效力和制度建设作用，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成为媒体今后主攻方向。 　　 　　由感性监督向理性监督转型 　　 　　非理性监督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无益，对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深远，防止其危害需要转变先前媒体监督的感性做法，走出依靠头脑一热不顾各种因素的行为，才可以全面提升其社会成效。 　　理性首先必须考虑可行性。作为媒体监督议程设置的策划实施者，充分认清社会大系统提供的生态空间，在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做自己能做的、做好的事情，可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轻举妄动、贸然行事。许多监督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于社会阻力，原因是没有清醒认识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按照一定的互动制约原理运行。只从监督本身出发，不看社会形势，不顾总体状况，仅凭满腔热情，必然引发与其他系统的冲突，对媒体监督施加反向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或者无功而返。 　　关键是要在可行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有利时机。2008年孙春龙知晓娄烦垮塌事故后，以良知和责任化装前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让其公布天下，利用网络博客的传播手段，重大事故浮出水面，责任人受到严惩。可行性还在于抓主要矛盾，不忽略次要矛盾，打蛇打七寸，又应以剪除为指向，不监督则已，只要出击就能有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