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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业发展重在内容引导第11则 　　文化产业发展重在内容引导 　　文化产业“内容为王”的特性,使其在发展中必须加强内容的引导,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当下的文化市场,民间文化风头强劲,草根文化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眼球。它们在特定的界域内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不能侵蚀、遮蔽主流文化的价值引导和发展方向。主流媒体不能在此方面扰乱视听,助长文化价值混乱现象的蔓延,主流文化要以其实力和影响力真正担当起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的职责和功能。文化的多元格局更要凸显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不是使其边缘化。文艺产品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应偏离艺术发展的“正道”或丧失艺术特色,或为了迎合世俗而降低自身朴素或原生态的文化品位。否则,这样的产品即使“走出去”,也很难扩大中国文化的正面影响力。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在展示、传播和输出通道越来越多的环境下,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要求也应越来越高,合格的文化产品必须在内容上尊重历史真实、贴近现实,具有鲜活的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唯此才会起到鼓舞人影响人的作用,才会在娱乐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提升。(据范玉刚于《?t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3期) 　　 　　组建新型广电传媒集团的路径 　　一是由广播电视台国有投资形成,并在市场竞争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起来的注册为“集团”的集团企业。这将是未来我国广电集团的主体形式,即台属、台控企业集团。二是改制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广电集团企业。该类企业由传统的国有独资企业通过吸引其他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按照《公司法》重新注册而成,这类企业是股权多元化的,但国有股东是最大股东。一些有线电视网络性质的集团已经实现了国有与民营相结合基础上的股份化。三是大型国有独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按照《公司法》中国有独资公司要求设立,其经营领域通常有一定的政策性进入障碍,有的领域甚至是国家独家经营,但有的领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因而这类企业的基本运作方式也是市场化的。四是通过转制,在竞争性行业中,通过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发展的国有集团企业。按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我国文化事业单位通过转制改革,成立了一批企业集团公司。五是由广播电视台自主投资或与其他单位合资建立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并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成为受政府行政约束最小的集团。(据陈共德于《南方电视学刊》2010年第1期) 　　 　　未来十年中国媒介业四大重组 　　一、产业链条跨界重组。产业跨界重组一是追求新的价值补偿方式,如湖南快乐购、东方CJ的媒体零售业态,这种以商品价差作为媒体运营价值补偿和增值的商业模式可谓方兴未艾。目前媒体购物虽仅占零售总额的0.8%,今后将成倍增长。未来几年,中国购物业面临千亿元量级的市场商机。二是跨界进入其他文化产业领域,如湖南广电集团与盛大网络公司成立盛视影视业有限公司。二、产业结构细化重组。未来新型手持移动终端将占据传播市场首位,现代消费日趋个性、多元和细分化,商业信息传播越来越精确化,信息传播会逐渐向细分化和个性化的传播渠道转移。三、产业组织活化重组。大部分媒体机构将逐步转制为企业,其最具活力部分还要改制为股份公司上市融资。四、技术平台融合重组。媒介融合在本质上是数字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出现传播终端、信息终端和通讯终端的融合,这就是手持移动终端。兼容多种媒体格式、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数字化通讯功能的终端将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收集和发布平台。(据宋建武于《新闻与传播》2010年第5期) 　　 　　中国传媒多元化投资总体不佳原因 　　产业化和市场化使分散经营风险的策略被媒介业广泛运用,越来越多的媒体把多元化投资作为增加收益、扩大生产的途径。纵观中国传媒业多元投资历史,从总体看不能令人满意,许多投资方案以失败告终或不了了之。造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一、传媒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干涉太多。世界上知名传媒集团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上市企业,产权结构合理,多元化投资不存在任何法律或行政的限制。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到今天还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很不适应市场化运作。最明显的是产权结构未很好解决,导致产权主体虚置,使传媒不能真正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同时,政府经常干预日常运作,行政垄断使媒体缺乏应有的市场活力。二、市场风险约束机制失效。表现在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市场无明显的风险承担者,传媒无需也不可能为投资失误或经营不善承担后果;传媒进入、退出市场壁垒森严,受严格政策保护,有鉴于此,媒介市场的风险大多转嫁到国家和社会身上。三、投资者决策失误。投资是严谨的经济管理科学学问,专业性很强。不少媒体负责人仅凭着冒险精神和自身经验决定投资,哪个领域热资金就投哪里;有的盲目扩张,投资与主业无关或关联不紧密行业;有的不顾自身实力,一味扩张,结果事与愿违。(据钱燕妮于《新闻界》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