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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启示 　　摘要：本文立足于民族音乐学的“平等”原理之上，以当代中国音乐学之研究方法及现状为主要对象，试图揭示“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对我国当代音乐研究的持续性影响，进而力求一种认同――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要注重本民族音乐资源的挖掘。从而，构建有本民族特色的学术之道。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 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 中国音乐研究 　　一、缘起 　　杜亚雄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概论》一书的后记中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用欧洲音乐取代世界各国的音乐；二是以汉族音乐取代中国其他各民族的音乐。并且，明确指出了这种局面所导致的可能性后果：“这两个‘取代’一方面使中国音乐界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另一方面还在中国音乐界培养了‘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虚无主义态度。如果在下一世纪中，我们仍然不能克服这两个‘取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① 　　时下，杜先生所说的“下一世纪”已亲临我们，而上世纪的两个“取代”是否有所转变呢？就当今艺术思潮的涨落而言，它仍是我们的一个担忧。因此，笔者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思想为指导，试论当下我国音乐学研究现状之偏差与对策。 　　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持续影响 　　“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是民族音乐学发展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其构建者是由霍恩波斯特尔等人组成的“柏林学派”。他们认为，欧洲音乐文化（尤其是日耳曼）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如果某一音乐文化中的音乐形态与欧洲相近，则被看作是“复杂的”、“先进的”、“优秀的”音乐；反之，则被看作是“简单的”、“落后的”、“卑劣的”音乐。这就形成了“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即世界其他地区、民族的音乐文化只是欧洲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显而易见，这是当时较为发达的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偏见，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他们之所以推崇这一理念，其实质是为他们奴化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并没有随着“柏林学派”研究方向的转移而销声匿迹，它在东方仍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理论的传播，并非为了帮助东方人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也不是为了研究东方的音乐文化以便认识整个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趋势，而是企图彻底推翻东方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基，从精神上再次征服和驾驭东方各民族，以便满足自己的侵略野心，巩固自己的殖民成果。所以说，“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其实质是帝国主义用来腐蚀和麻痹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理论武器。 　　可惜的是，当时蒙昧的国人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以致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自1893年由帝国主义操纵“中华教育会”以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起了“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他们沿用“柏林学派”的错误做法，以欧洲音乐文化为准绳来权衡中国音乐；站在欧洲音乐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音乐，从而得出中国音乐比现代西洋音乐“至少落后了一千年”（萧友梅语）这样的错误结论。 　　近百年来，我们认真吸收西方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建立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学体系，实现蔡元培先生所构想的：“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蔡元培：《音乐杂志发刊词》，1920）。然而，中西音乐交流的现状却是不对等的，我们向西方引进过多，而向世界输出太少，以至于西方音乐的精神和模式便成为中国人在音乐观念上的一个公共平台，形成新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音乐反而处于音乐活动的边缘，尤其是它的音乐理念，被人日渐遗忘。 　　当下，中国音乐学界就西方音乐和本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之比例来看，有显失调。西洋乐器成为当今大多“乐童”②家长的首选对象；各省、市都相竞建设着自己的交响乐团、歌舞剧院；理论研究者大多为了挖掘西方音乐理论的神秘而呕心沥血；还有一些“旱鸭子”，也在附庸风雅的虚伪中对西方音乐有着高于一切的“崇拜”。这一切，导致我们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音乐，要比介绍中国音乐显得更为简单和容易，因为他们对西方音乐的隔膜远比中国音乐的隔膜要小得多。 　　泱泱五千年文化，曾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贡献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其中诚然包含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而面对上述现实，我们该到警觉并慎思对策之时了。 　　三、民族音乐学的启示 　　王光祈是把民族音乐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与“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不同的是，王光祈是以了解本国传统音乐文化、振兴中华民族、唤醒国人，以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加以了解、继承和发扬为目的。继王光祈之后，萧友梅、刘天华等人都本着同样的目的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借鉴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论研究老传统，这样的引进有助于我们“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蔡元培语，《音乐杂志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