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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民工荒” 　　“民工荒”：从出现到蔓延 　　 　　自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20多年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但从2003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据统计，仅珠三角地区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就高达200万人。进入2004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时叫“缺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入下半年，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湖南等地也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2004年第三季度，浙江省民工缺口比重为34.25％。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经济回升，新一轮“民工荒”又开始了。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2010年春节之后。情况略有缓解，但仍比往年严重。2010年的“民工荒”不仅体现在珠三角和闽东南，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也成为“民工荒”的主要发生地。缺工企业主要是从事出口加工业的中小企业，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缺乏。2011年，全国多地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的报道铺天盖地持续不断，此类新闻不仅占据着门户网站的重要位置，也是中央媒体密切关注的焦点。 　　 　　“民工荒”的推动因素 　　 　　新华网2011年2月15日的文章《劳务大省遭遇“招工难”，是否意味着“民工荒”?》称，春节一过，在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展开了一场农民工“争夺战”，而导致这一争夺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遭遇“招工难”。据分析，产业转移带来用工激增是主因。此次安徽出现的“招工难”呈现出结构性和行业性两个特征：一是普工，占缺工总数的64％；二是缺工主要集中在服装(玩具)加工、机械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人数占比高达72％。而与用工需求增加相对应的，却是城乡新成长劳动力供给呈下降趋势。此外，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多元化，也加剧了企业“招工难”。 　　《工人日报》2011年2月10日发表题为《东西部开打农民工争夺战，后备力量3年约减2000万》的文章指出，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3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 　　《广州日报》2011年3月4日的文章《破解“民工荒”，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称，大学扩招从上世纪末5％的毛入学率，达到2008年的23％。高校扩招给农村适龄孩子更多上学机会的同时，也间接“剥夺”了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的可能性。据记者统计，从1999年实行扩招至今，至少有上千万的适龄劳动力被“扩招”人大学。近年来出现“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说明就业结构性矛盾已经进一步加剧。在没作好充足社会调研之前，高校盲目扩招必然会改变社会的劳动供给结构，使农民工“白领化”或闲置浪费，产业工人却严重匮乏。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3月1日题为《“民工荒”其实是年龄荒》的文章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招工企业都只把眼光盯着1亿多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而忽视了35－55岁的农村劳动力这一更为庞大的用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这跟我国中小企业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不少企业只满足于接订单，然后招几个年轻、体力好的，让他们加班加点去完成任务。招35岁以上的怕体力吃不消，所以企业喜欢招年轻人。如果用工者的眼睛只盯着“80后”、“90后”，用工荒肯定会愈演愈烈。用工制度出现了大问题，年龄歧视太严重。 　　中国新闻网2011年2月28日的文章《“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称，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在将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时，也使劳动力供给速度呈逐年放缓态势。其次，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数量也将下降。“三农”问题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而惠农政策更是鼓励农民留在农村。再次，“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意识”增强，将生活的质量、未来的发展与工资的待遇放在同一位置，甚至更看重前两者，因此呈现出与父辈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广州日报》2011年2月16日发表文章《多元的“民工荒”须多元求解》指出，就业的多元化选择，摊薄了农民工数量，加剧了某些地区的“饥荒”。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