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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转化 作者：陈伟 廖美珍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引言 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对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非常关键。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众多意义的不同取舍就决定了不同译文天生存在着差异。那么，在翻译中意义该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据?意义有哪些基本单位?意义本身是否有确定性?这些问题促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答案。 2．意义理论的嬗变过程 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依据、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综观古今大多数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符号依据什么具有意义这个问题，东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涂纪亮2003:323)。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古典意义观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言哲学中有语词论、语句论、语言游戏论、交往行为论和整个科学体系论。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语言哲学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理论:意义确定论和意义不确定论。可以看出，提出这些不同理论的语言哲学家有不同的认知导向，其主要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考察意义是否包含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①，以什么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梁彪(2005:126)认为，意义理论产生的目的是“想把意义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变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完美地解决意义这一难题”。 语言哲学各种意义理论都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2)语言表达式怎样获得其意义?在20世纪前半叶，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坚持指称论，抛开心理意向探讨意义问题。刘高岑(2002:26)批评他们为了“追求纯客观的意义，只看到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斩断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意义自身的内在规定，人们开始把意向性作为一个必要维度引入到了意义的研究。戴维森和普特南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以及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都“把心理意向作为意义生成的一个源泉和意义机制的一个因素”(刘高岑2002:26)。格赖斯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其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提出了主观意向决定论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了克服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刘高岑2002:27)。塞尔在格赖斯的基础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会规则对其进行补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为基点、相对系统的意向意义理论，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仍未能体现出来(刘高岑2002:29)。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生成之中，人们开始从交流和交往中去寻找意义(吕俊等2006:66)。 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哈贝马斯(1989:33)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示，语义系统不可能自足，要彻底解决意义问题必须引入语用维度。总之，综观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考察维度的嬗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词在丰富的语言系统中映射出很多意义，它们是由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五个维度共同支撑和生成的，并在具体语境中得到表征和统一，我们不能只从一、两个维度去简单把握，否则会造成其他意义的丢失。谈到意义的基本单位，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则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赞同弗雷格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奎因更进一步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涂纪亮2003:325)。塞尔、奥斯汀等人认为，人们在交际和交往中离不开言语这种行为，言语行为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不管怎样划分，毫无疑问，“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语词，其有意义性的条件都是相应的语境”。因为意义是“语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语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结果”(刘高岑2002:30)。 说到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其发展趋势是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弗雷格和罗素等人认为自然语言含义不清，需要建构形式语言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他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时间”/历史的概念揉入意义的生成之中。他认为，由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