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和中国责任.docVIP

编者按：以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崇利教授为首席专家，包括来自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参加的科研团队成功获批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与中国的法律对策研究”（批准号：09JZD0021）( 徐崇利((( 【内容摘要】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水平。目前，在“人均”意义上，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原本只应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从“总量”的角度将中国定位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据此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责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站在“道德的高地”，愿意承担起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责任。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一般出现在世界大战之后或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之后的节点上。2008年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参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则是一个有争议也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重要问题，其事关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身份认同之差异与中国参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刚刚起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各国所普遍认同。此时，西方国家尚未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有关中国应当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还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之争，开始在中西方之间出现。2001年中国“入世”时，对于中国在世贸组织法律体制中的身份，中国与发达成员方就有了歧见。在《“入世”工作组报告书》第8段中，“中国代表团表示，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该报告书第9段接着又指出：“一些工作组成员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快速增长和转型性质，在确定中国援用发展中国家可使用的《世贸组织协定》中的过渡期和其他特殊规定的需要方面，应采取务实的方式。”晚近，中国迅猛崛起，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关于中国到底应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身份承担责任，还是应以一个发达国家乃至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份承担责任，在中西方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认知差异。 （一） 西方国家的观点：中国应承担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责任 在西方的国家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主张，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为了防止各国展开无序的竞争，以致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需要一个合法的权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只不过这个权威不可能是像国内社会那样的中央政府，而是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准世界政府”），即全球领导者。而霸权国为了维持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需要构建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并将之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给其他国家享用。然而，国际经济法律体制的创制和维持都是有成本的，霸权国首先得承担这些成本。在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各国自由竞争的结果，实力越大，从中获益就越多，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越大。犹如一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越大，其在公司中的利益也越大，对公司经营管理所负的责任也越大。 按照“霸权稳定论”等之类的逻辑，西方国家认为，既然中国已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走上“全球领导岗位”。2005年9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提出了中国应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2007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公开称：“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且理应得到领导者地位的认可。领导地位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此后，“中国责任论”在西方世界不胫而走。例如，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陆克文2010年4月撰文指出：“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需要做的更多，也应该做的更多……”；“中国也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之挑战，尽管中国仍需在此关键问题上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 之后，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发展水平又进一步“被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另一超级大国，“两国集团”（G2）/“中美国”（Chimarica）等概念“应运而生”。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甚至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只有27%的人认为美国才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提及中国等正在赶超的国家时，表达了美国可能沦为“世界第二”的强烈危机感。既然中国已经如此发达，西方国家自然认为，中国承担的责任也应水涨船高。2008年恰逢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陷入衰退，作为它们要求中国出手相救的依据，“中国责任论”曾盛极一时。近年来，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