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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 刘 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 提要： 本文认为，财产观念是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可由此探究不同文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特性，它涉及广泛，包括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宗教、哲学、伦理等诸多学科领域，是跨学科史学研究的一个理想的视角，但史学界对财产观念发展史重视的很不够。 本文揭示西方历史中始终有不同的财产观念，这种观念的两极是财产的公有和私有，更多的情况下是权衡财产的社会意义和个人利益何者为先。其中私有财产价值高于社会利益的时期只是在18-19世纪，20世纪随着国家对财产的调控，西方社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直到70-80年代福利社会危机引发对财产权的重新关注。这种关注决定了在21世纪，西方社会在个人财产与社会利益之间要继续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财产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财产是政治的中心、纷争的起因、国力的基础、富裕的象征；因此，财产历来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然而，史学对财产的关注却很不够，比如，至今我们没有一本论述无论东方或西方财产观念发展的历史著作。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无论对史学，还是对社会科学整体而言都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财产观念是怎样的，绝不仅是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或法律思想史的事，而关乎不同社会制度乃至东西文明之间的一种本质特征。 本文想就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历程做一大致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希望通过这一视点增进对西方文明和社会历史本质的了解。以下分古代包括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阐述。 古代和中世纪的财产观念 至少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财产已有相当的认识。古典文献中对财产有贬低、认同、区别对待、合理利用等多种态度。柏拉图认为，财产是暴力和纷争、野心和堕落的根源，“金钱和美德不就像一架天平的两臂：一端上升的时候，另一端就会下降”。希腊人对财产诱惑和危害的抵制和禁止没有停留在思想上，斯巴达公民不仅没有私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妻子和孩子都是城邦的或全体公民共有的。斯巴达人相信一个没有私有财产观念的社会可以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们果然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击败了据称是政治民主和财产私有的雅典，创造了一时的辉煌。斯巴达给柏拉图深刻的印象，他在《理想国》中要通过消除财产来保持社会秩序。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和家庭使人产生自私和贪婪之心，不利社会和谐。因此，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外，理想国的战士和哲学家都不应有私有财产，不应有家庭，实行共妻、共子、共餐。柏拉图晚年或许意识到了私有财产不可避免，实际上斯巴达也没能阻止其公民的贫富分化，他容忍了私有财产的存在，但要将其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下，比如不准超过最低财产标准的五倍。他本人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则是，“如果我照看得过来，那我不会让任何人触动我的财产，或者不经我的同意让我的财产受到最轻微的干扰；如果我是一个理智的人，我必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的财产”。 古希腊人眼中的财富并非是土地、金钱等物质形态的东西，苏格拉底就提出财富必须是对人有益的观点。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将知识、道德、健康归入财富范围，并将财富分为三等：一等是精神财富，如知识、德行；二等是肉体财富，如健康；三等是物质财富。物质虽是财富，但不可违背人生目的而盲目积累，而需明智地使用。下等财富是为上等财富而存在的，德性不是来自财富，相反，财富来自德行。因此，财产的价值依据其所有者的德性和是否贤明地使用。这是从伦理的角度衡量财富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将一切罪恶都归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观点，他认为，个人财产不仅是不可消灭的，而且会成为社会中的积极因素。他在《政治学》第二卷中比较了财产公有和私有的几点区别：（1）私有财产比公有更有效率，因为公有财产更少受到人们的关心；（2）财产公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秩序，多劳少得、少劳多得都容易引起“极大的麻烦”；（3）私有财产使人得到满足，更符合人性特点，喜爱金钱并不错，但超过限度的喜爱就成了贪婪；（4）最关键的是，私有财产是无法废除的，没有私有财产或财产平均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一味企求齐一性的城邦将不再是一个城邦，或者虽然还是城邦，却差不多是不算城邦的劣等城邦，就像有人把和声弄成同音或把节奏弄成单拍一样”。将平均财产作为解决公民争端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如平均财产并不能平均欲望，而欲望比财产更需要平均，这只能依赖教育；另外，平均财产必然引起那些才能卓越或多劳少得群体的不满。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要只看到财产的罪恶，还要看到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