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市化带动发展模式转型.docVIP

以城市化带动发展模式转型城市化不等于大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速度，首先需要我们重新对城市化定位，建立城市化区域的概念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寻常，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政策。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发改委表示将在2010年研究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的落户问题。 我国当前有1.4～2亿进城务工人员；可以预见，一旦具体政策形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大大加速。如果最终导致户口政策的改变，2009年的政策改变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里主要想谈谈城市化加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出口为特点，在2001-2008年期间，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占全部增长的30％以上。在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大背景下，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有其必然性，是中国巨大的人口潜力的必然结果。但是，面对这个增长模式的负作用，特别是国际收支长期盈余造成的储蓄浪费，我们也不能无动于衷；最终，我们必须找到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或投资的办法。 老百姓的消费需求终究是要受到其收入制约的，在收入增长速度有限的情况下，目前从总量上提升消费的政策将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就曾大力提倡启动国内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但结果却是，消费占GDP的比重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过去的12年间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长期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放弃在短期内改变这个模式的想法，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结构性调整这样的长期措施上面来。城市化就是长期措施中重要的一项。 以常住人口(即包括当年在城市居住超过半年的农村移民)的口径计算，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0％。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是菲律宾。菲律宾的人均GDP略高于1600美元，是中国的一半，但菲律宾的城市化率达到48％。如果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则我国的城市化率水平就显得更低了。尽管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5％，但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1％。假设农村人口全部从事农业，但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不变，则我们只需要29％的人生活在农村，即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1％。当然，农民可以兼业，从事非农工作，创造全国GDP的11％就需要更多的农村人口，因此，71％的城市化率是一个估计高限。 提高城市化率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之后，不用很多的培训或学习，他的收入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农村他的收入增长受到土地这个固定要素的制约，而到了城市之后，他主要使用资本进行生产，而资本是可以增长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可以“无成本地”提高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也提高全国的人均收入。目前，城市人均消费额是农村人均消费额的2.57倍，因此，城市化将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消费增长是一个无成本的增长，既不需要国家的投入，也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二是我们还要考虑城市化对国内消费的间接贡献。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两者本身又会创造消费需求。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城市化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制造业强，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增长，从而也带动消费的增长。 然而，国内反对加速城市化的声音也很高。除了一些是出于偏见以外，更多的反对声音是针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对环境、公共服务、教育以及公共秩序的压力。这些反对声音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首先就是错误的。它们错在把公民的迁徙权放在与环境、公共服务、教育以及公共秩序同一层面上进行考量和取舍，但迁徙权本来应该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主要是靠“破”来取得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破”的法则是功利主义，即社会总体效率或福利的提升。但是，今天我们是否到了应该“立”的时候了?如果抛开效率和福利标准，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道德的、政治的、抑或社会的――我们都无法拒绝，迁徙权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权利，则环境、公共服务、教育和公共秩序就只能居于从属地位，政府只能想办法降低城市化的负面作用，而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加速城市化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是我们在过去50年里积累了大量的存量问题。户口如同修筑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座大坝，在农村一端，水位已经非常高，在短时间里废除户口，就会产生溃坝的效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估计会瘫痪。自2003年之后，各级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户口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到目前，子女教育和升学是户口含金量最高的一块内容。无论是否拥有城市户口，只要一对夫妇不在户口所在省份居住，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在居住地参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