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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治建设是构建及谐社会基础摘要：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状态，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也是人类探索的重要历史课题。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顺乎历史之要求、人民之呼声。社会的治理有人治和法治之区分，现代社会治理走向法治，建设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之应然选择，同样，法治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基本要求。推进法治建设，当前必须逐步树立法治理念、追求和实现司法公正、依法行政。 关键词：法治；法治社会；法治建设；法治理念；和谐社会 一、正确理解和认识“法治”，把握“法治”的实质内涵 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或社会的调控方式），它与人治相对立，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是法治意志良好的法律秩序；法治是代表某种价值规定的（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最早提出法治的亚里士多德所述：“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应具备形式和内容的价值成分，即“良好法律”和“普遍守法”。 法治是一个动静结合的统一体，既意味着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静态意义上的法治），也意味着法的创制、法的实施和法的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动态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必须借助法的创制、法的实施和法的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而法的创制、法的实施和法的实现三者要形成良性互动，各构成要素本身必须具有良好的品性。 要注意法治不同于法制。一般认为：“法制”与国家产生于同一过程，“法治”则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现代法制的必然要求；“法制”属于上层建筑，“法治”是治国的理论、方略，它是一种精神、原则、机制、环境。两者不可混淆。 法治的实质是法律至上；主体是人民（全体公民）；前提是民主（政治）；现代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其文化基础是理性文化；核心是对权力的限制，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平等、人权。 从法律角度来看，单有实体法而没有与此相应的程序法，那么，这种实体法是无法加以实施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序法而勉强去实施实体法，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擅自处理的行为，而且很容易成为违反法制的行为。反之，如果只有程序法而没有实体法，那么，这种程序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法治社会必须既拥有实体法治，又拥有程序法治。程序法治重视的是过程的公正，而实体法治看重的是结果的公正。西方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西方人注重程序和程序法，认为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结果很公正，也会让人怀疑结果的公正性。中国人看重结果和实体法，忽视甚至丢弃程序。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法治是程序之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当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首先确立程序的价值取向。“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在法治建设上，要实体正义，更要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就会出现轰动国内的云南杜培武案、孙万刚案、河南胥敬祥案、湖北佘祥林案，这些怨案、错案说明我国程序的缺陷和对程序践踏所造成的侵犯人权的严重现象；另外通过公安大接访活动才使奔走16年被诬嫖娼的大连市瓦房店市老人终获清白案（见东南商报2005年10月13日B08版）、安徽原青阳县化肥厂胡永清终结29年洗冤路案（见民主与法制时报2005年10月25日第五版），这些也说明严格依据程序法律办案的重要性。 法治道路存在这样的递进关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实现法治理想。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永远没有完全彻底的或者百分之百的。 二、建设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之应然选择 法治，是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和国家治理方式，也是视法律为社会最高权威并追求法的合理性的理念、文化和价值的体现。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思想，“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段于法”，“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体现了“法治”的一定精神。法家的“法治”思想反映了当时进步阶级改革社会的迫切要求同时体现了当时百姓希望社会安宁的愿望，为结束当时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古代的“法治”，其内容反映的还是君主的意志，严格意义上说，“法治”仅为手段，它实质上还是“人治”。但我国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注重制定和实施法律，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造就封建盛世（如唐朝的贞观盛世），并形成了中华法系，值得思考。尽管如此，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期间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却一直处在封建集权专制体制之下，人们迷信权威、畏惧权力、重义务轻权利、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