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体系重构面临新机遇.docVIP

地方金融体系重构面临新机遇地方金融机构以中小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地方政府要提早着手。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补偿机制，减轻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担，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地方的农村互助基金会、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都出现了不良贷款高启、经营绩效快速恶化、收不抵支甚至挤兑的现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央有关部门迅速会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了救助、合并、兼并、关闭、清算等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保障了金融、经济及全社会的稳定安全。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央监管部门的决策取向，还是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去地方政府化”或“去基层政府化”的趋势。比如在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上，选择了“大区行”的组织架构，其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消除地方政府对人民银行决策的影响；各商业银行也通过数据集中、管理集中、审批集中等选择了经营决策集中化的管理模式；原来分散于城市的街道、社区和农村的乡镇，处于高度分散决策经营的城乡信用社也通过重组、合并、联合转制成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联社，决策权逐步从各基层经营单位向地市、省级政府集中，经营权层层上收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总体趋势。这使如何促进金融业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如何支持地方经济增长这两个重要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去地方化的金融业发展模式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的脱节，地方金融体系面临新的机遇。 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难 从十多年的实践看，统一监管、集中经营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业绩改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止2009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1.4％，达标机构数从2003年的8家增至239家；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9％降至1.58％，拨备覆盖率达155％，2003年仅为19.7％；资本回报率16.2％，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几家国有大行也从濒临破产状态跻身全球大型银行前列。整体高风险的城乡信用社，信托公司等机构，经营状况也有了质的改变。我国金融业的综合实力、风险管理、抵补能力、国际地位得到全面提升。 但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经营与地方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一是各家银行制订了较为严格的贷款发放标准和较为规范的贷款审批流程，这使大量地方性企业，甚至是地方骨干产业，都难以获得贷款。二是各家银行加大了对大型央企的支持力度，“抓大放小”，“保大弃小”成为共同的经营模式，各银行总行的资金支配能力明显增强。2009年末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比2005年末增加5.31万亿，其中由总行业务形成的资产增加2.55万亿，占比达到48％；中央企业较为集中的渤海三角区增加1.33万亿，占比达到24.93％。一些城商行、农商行在改制、增资后，也把眼光瞄准了大中型企业。三是各银行制订了统一的信贷政策。信贷政策的统一化与各地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化、特色多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具特点的贷款需求形成明显矛盾。比如浙江省99％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其贷款满足率仅为30％。北京市经济增加值的75％由服务业贡献，但服务业却因为“轻资产”的特点难以得到银行贷款。 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再度成为热点 为了克服现有金融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近几年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推动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 积极推动金融中心建设。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十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城市”、“区域金融中心”，以此为旗帜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本地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机构的集聚和金融工具的丰富。 设立专门的地方政府金融工作部门。2009年3月，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作为全国首家以“局”命名的省级政府金融工作机构正式成立，全国近30个省市区都成立了“金融办”。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调整，使过去金融业发展无人负责，金融企业有事无处咨询，金融发展政策无部门落实的窘境得到改善。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政银企信息沟通平台、企业上市联动机制等协调平台先后设立，有效促进了信贷资金投放、企业上市和金融市场发展等工作。 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各地在继续推进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基础上，在县级层面上推进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试点，在乡镇层面积极推进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截至2009年末，全国已经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334家，设立村镇银行148家。各地还出台政策鼓励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天使基金、债权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进一步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完善担保风险补偿机制。 信用环境不断优化。上海、广西等地通过地方立法为地方信用体系建设保驾护行，北京也在各区县积极推动“三信工程”(针对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的金融服务计划)建设，地方信用体系建设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