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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贫穷正是我的贫穷张大春　台湾作家。台湾辅仁大学文学硕士，首任辅仁大中文系讲师，制作、主持电视读书节日，现为电台主持人。著有《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等，被誉为当今最优秀的华语作家之一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如果我们能体贴且相信：他人的贫穷正是我的贫穷。答案会是肯定的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 让我们先绕到稍远一点的话题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一个多星期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总额819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这个方案引起多方疑虑，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中包括了一个“购买美国货物”的条款 身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宣称“爱用国货”，这是公然妨害自由贸易的做法。其直接影响当然会牵引全球各国以提高关税的手段来自保。奥巴马的振兴方案直等于为全球各国签署了保护主义的战书。换言之：当美国公民奉行爱国天职(一种好德行)的时候――请容我危言耸听――人们从未料到会真正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Its wartime，folks! 各国都各爱其国，可是却互相发动弱肉强食的隐形战争。纯洁而高尚的情感并没有变质，但是在国境之外，太阳之阴，那些美国人不知其名的远方，圈身于弱势经济体的人们，恐怕只能承受加剧的冻馁而已。也许，我们正身在那个远方 回到这个题目：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就个人生活内容而言，我们还不急着看答案，而是该先设定一个前提：那要看我们把花钱还是存钱当美德。本世纪初，网络泡沫成灾，全球股市称“熊”，这是上一波危机――并不太久以前的XX年；美国《时代》周刊上有一篇专论的结语是这么写的：“Just go out and buy,buy two!”对于从小听惯了“勤工俭学”、“俭以养廉”的两岸中国人来说，忽然发现居然有“花钱证功果”、“挥霍是美德”这一层道理，恐怕很不能适应 然而实情似乎的确如此。有一点像那个赛局理论的所谓“囚犯困境(Prisonners Dilemma)”：警方分开审讯两个囚犯，所提供的条件是：如果甲犯供承乙方犯罪的事证，而对方保持沉默的话，乙犯要坐牢10年，甲犯可以无罪获释；如果双方互咬则各关5年；如果两犯都保持沉默，则因证据不足，分别坐牢半年。相互隔离如置身远方的甲乙两犯会因信赖而彼此依存?还是因疑虑而各求自保?或者其一投之以琼琚，其二却报之以齿牙呢?把这个困境搬到国际经济的赛局上对照，我们会不在乎自己的积蓄数字，掏出钱来，一掷不改颜色吗?老实说，我们也许愿意为家人、亲人、邻人甚至国人消费，可是却很难期待各个相互以远方视之的国度，能够真正为异国他人证功果、做功德――在越大尺度的视野上，我们越是会张牙舞爪地演出弱肉强食的戏码 那么，在较小尺度的社会里呢?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 除非坏经济会使人亲切地感受到“我是整体贫穷的一部分”。这个思维，不只考验保守主义经济纲领的自利与排他，也考验着我们古老的道德教训 清代落拓文士钱泳在笔记《履园丛话安顿穷人》里提到江苏巡抚陈宏谋初上任时以风教考虑而宣布：“禁妇女入寺烧香。”不意却压抑了宗教活动所提振的旅游事业，致使三春时节，游屐零落，举凡交通、运输、物流业者――所谓“舆夫、舟子、肩挑之辈”，都无以维生了。当下物议哗然，陈宏谋不得不“朝令夕改”，立弛其禁。江苏布政使胡文伯也曾经禁开戏馆，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没想到苏州古城西北金阊一带万商云集，筵席连宵，戏馆酒楼凡数十处，每天光靠演戏这一个行当就能养活为数好几万的升斗小民。地方官一声令下，名为显扬风教，实则戕贼了民生。在一个五方杂处、经济活动频繁的地方，“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在此一消费活动链里，一旦祭起反赌戒色等名教伦理的翻天印，原本寄生于底层社会的低收入者顿失依附，就只能沦为游棍、乞丐或盗匪了。钱泳在笔记中引述了清代中叶著名书画家潘奕隽(榕皋)的两句诗：“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并且称道这两句诗真可谓“仁者之言也” 约翰(John Donne)著名的诗句如此写道：“没有人是孤岛，或是全然的孤独，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隅，是大块的一角。”“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一部分的衰减，因为我与众生绾结牵缠，所以不要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如果我们能体贴且相信：他人的贫穷正是我的贫穷。答案会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