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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思考【摘要】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探究农村“贫困恶性循环”产生的根源发现,单一的反贫困对策是片面的,会导致减贫效果不理想。因此,应采取综合性反贫困对策,打破原有循环体系,跳出贫困陷阱 【关键词】农村贫困 恶性循环 反贫困对策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从未放弃缓解贫困乃至消灭贫困的努力。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在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从贫困发生的地域范围看,前者以城市贫困为主,后者以乡村贫困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发展是困扰中国农村的两大难题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长期饱受农村贫困问题的困扰。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近30年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生产力极不发达,1978年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高达2.5亿。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反贫困措施,到XX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3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1% 勿庸置疑,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和速度,以及中国的减贫成果对世界反贫困的贡献都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农村贫困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由于实行新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范围也相应扩大。XX年底,我国将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两线合一”,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XX年,扶贫标准从1067元上调到1196元,据统计,XX年在新扶贫标准以下的扶贫对象为4007万人,反而比XX年增加了2528万人。尽管XX年中国提高了扶贫标准,但与世界银行推荐的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如按照1:4的购买力平价,大致相当于年消费1825元人民币,而中国官方现行扶贫标准只相当于国际水平的65.53%。据《中国青年报》XX年4月9日报道,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占中国贫困人口的90%。XX年1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还有1.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之大和贫困程度之深令人震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XX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绝对差距从XX年的3748元扩大到1XX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3:1,但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的再生产资料,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综上所述,无论从数量比例还是从贫困程度上看,中国贫困都以农村为主体和重点 中国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早在上世纪中叶,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就创立了一系列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前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不足与经济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关系,但是这些理论“唯资本论”烙印过重,夸大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分析更为全面透彻,他探讨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精辟分析了“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指出经济发展是由制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因素决定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农村贫困。中国维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体系派生出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农村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起点。例如二元户籍制度强化了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的不平等,享受的国民待遇也不一样。正如世行指出的“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长期被忽视,出现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在现实中对农民的排斥的怪现象。家庭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模式,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城乡就业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增加了农民转移就业的难度。农村金融制度呈现二元性特征,金融机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从“济贫”转向“援富” 制度缺陷使农民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导致经济贫困、文化贫困与生态贫困并存且相互影响并“循环积累”,此恶性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