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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并重的新路“经济建设”这类用语本来就有些不妥。它往往隐含了一种大搞特搞的、群众运动式的进路。我们更需要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比如，“经济建设”往往与所谓的“粗放型增长”或者“数量型增长”相关。“经济发展”意味着“集约型增长”或者“质量型增长”。“粗放型增长”或者“数量型增长”往往是依靠增加投入来扩大产出，在其中没有或者只有有限的技术进步贡献。“集约型增长”或者“质量型增长”则相反，它们意味着要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并不断推进、纳入和利用技术进步，从而在更好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收益 此外，“经济发展”往往植根于产权保护基础之上，“经济建设”则往往对产权保护置之不顾。近年来，我国众多城市政府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大搞“经济建设”，在征地过程中往往没有充分维护农户的基本权益 这样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说法，即便有必要，但由于“经济建设”的本身用语不当，也许也需要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替代。此外，我们还需再行考虑是否继续需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能只唱经济发展独角戏 我们可以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其中包括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等等。与此相应，一个社会的总体秩序也由许多个子秩序组成。这些子系统或者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如果失去这种相互依赖性，一个社会即很可能濒临解体 可以说，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在这些子系统或者子秩序之间发展一种良性互动，发展、维系和利用不同子系统或者子秩序之间的一种良性的相互依赖性，而不是陷入一种恶性相互依赖性陷阱。比如，如果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正反馈的、不断强化的累积因果关系，就存在一种良性的相互依赖性。如果经济不发展与社会不发展之间相互牵扯，也形成一种正反馈的、不断强化的累积因果关系，就存在一种恶性的相互依赖性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前半阶段总体上存在经济与社会子系统或子秩序之间的良性的相互依赖性，在后半阶段，这种经济与社会良性相互依赖性正在消减。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上存在一种恶性的相互依赖性。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这种恶性的相互依赖性，发展良性的相互依赖性。正是出于社会需要发展和维系一种经济与社会子秩序之间良性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必须改变只唱经济发展独角戏的做法 我国已经迈入发展与民生并重的新时代 迄今为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既与沿袭我国建国以来的赶超战略有关，又与通过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直接改善基本民生的政策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基本解决了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里提到的最低层次上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且涉及的主要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国人越来越关注满足处于更高级次的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但如果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一头重，一头轻，那么经济发展也会失去其意义，而且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也会失去其来自社会发展的持续支撑 我国又到了需要营造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相互依赖性的时候。更高程度的经济发展要与更高程度的社会发展相对应。这是国人面临的一大艰巨重任。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或者单纯强调社会发展，都不能解决问题 应关注国际经验与教训 我国当前的优势是，综合国力允许我们营造一个清洁的生存环境，实现低水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已经有了在更高水平上发展民生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的 在发展与民生的关系上，处理得较好的是早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体制以社会市场经济著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总体设计。其思想基础是把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相结合。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高指导思想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个人利益要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协调。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坚持搞市场经济，经济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平衡。总体上则表现为发展与民生并重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三大哲学基础为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思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教义。其中要数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最大。该学派也叫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根据该学派的主张，政府需要建立和维护一种竞争秩序，认为竞争秩序是“合乎人和事物的本质的秩序”，是“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想通过创造和维护一种竞争秩序来保障经济绩效和人类尊严的存在条件。他们认为，可以使竞争服务于这一目的，而且没有竞争就无以实现这一目的。竞争是手段，但不是最终目的 根据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创始人欧肯的观点，竞争秩序下，政府避免直接干预市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