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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对顾恺之形神论的影响
魏晋玄学对顾恺之形神论的影响【摘要】谈及中国绘画和中国美学,势必会提及魏晋和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对于当时的绘画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以东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人物画家顾恺之为例,重点分析他所提出的“传神写照”这个命题的“传神”部分,进而阐明玄学对于中国绘画及美学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玄学 顾恺之 传神写照 形神论
东晋时期的玄学与魏晋人物画的发展
魏晋玄学发展至东晋,清谈之风重新高涨,对人物的才情风姿、言谈的超尘绝俗的美的讲求,和佛学相联系的对人的“神明”的观察体验,以及纵情山水的风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所追求的美给人一种只可体味不能名状的感觉
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与佛学相结合,在美学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非言语所能尽的美,就是这一时期所推崇的“韵”和“神”,它成了美学的重要范畴,并给了这一时期的书法和绘画以深刻的影响。东晋强调“韵”和“神”,有时也讲“意”,这种难于言传的美最适合于书法艺术的表现,其次就是绘画,特别是人物肖像画
在汉代,绘画更多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进行教化的工具。为了宣扬儒学而画经学股市,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画烈女。而在人物形象方面也表现得过于质朴粗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绘画在表现技法和效果方面更加成熟
魏晋绘画在东晋时期明显地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充分地形成了能够鲜明体现魏晋风神风度的画风,而创造这种画风的代表人物正是顾恺之。以其为代表的东晋绘画从美学角度看有两大特点:一是深入到了人物内心的心灵世界,二是崇尚一种和玄学、佛学相联系的平淡自然之美
顾恺之及其“传神写照”的提出
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顾恺之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儒玄佛三者合一的特点。毫无疑问,顾恺之有儒学思想,从他的《女史箴图》、《烈女图传》便能看出,同时更应看到他在这些画作中表现出的与以往作品的极大不同:即使是以鉴戒为目的的作品,但已十分注重人物个性精神的刻画,任务不是机械呆板的说明性符号,不少形象都有一种飘逸超脱的特征,渗入了魏晋玄学所推崇的风姿。以《女史箴图》为例,对人物神情描绘细腻生动,含蓄自然,为汉代画中未见。特别是对宫廷仕女的描绘,甚有魏晋所推崇的飘逸淡雅的风姿
顾恺之还深受玄学的影响。《晋书:“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嵇康《赠秀才入军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这充分表现了魏晋玄学所追求的超脱的精神境界
顾恺之兼有儒家、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思想,但看来玄学的倾向是基本的,这从他的画论重“神”是可以看到的
《世说新语,“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
“传神写照”主要探讨的是形神问题。形神问题是汉代以来哲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汤用彤说:“形神分殊,本玄学之立足点”,并指出:“顾恺之画理,盖亦得意忘形学说之表现也。”汉代以来的人物品藻之风普遍中神韵,重气象,这对顾恺之这一理论的出现产生影响
形神问题是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哲学中就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到了魏晋才被充分地赋予了美学的意义,并且明确地同绘画艺术联系起来,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这种情况是同魏晋以来人物品藻和玄学佛学的发展分不开的
东晋玄学清谈之风再度盛行,同时又与佛学日益密切地联系起来。门阀世族名士们十分重视玄学所说的“神”的表现,这使得“神”成为但是已经转变成为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的重要问题,而这种“神”的表现,在某种情况下,又具有了佛学所追求的解脱的意味。以神来表现如何来评论人物,成为当时的风尚。东晋时期,“神”这一概念,就其应用于人物品藻和艺术而言,已经完全地变为一个审美的范畴。而顾恺之的形神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传神写照的“神”,不仅仅是一般的生命、精神,是指一个人的风神,是一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情调,是一种具备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这也是魏晋所追求的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某种微妙难言的感情表现,而这也是符合玄学情调的。它所强调的更多的是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独特的“风姿神貌”,而美也就存在于此
《世说新语:“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隽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顾长康画谢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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