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历史角色.docVIP

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历史角色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之际，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出手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深化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 农民的三大权利应受保护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容易把握住改革大局，避免被一些“假问题”所迷惑 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农村的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面临三方面的社会冲突：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三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 中国历来是城市统治农村，农民创造的“剩余”被源源不断输向城市。农村破败引起匪患，而匪患又发育为地方军事割据和军阀混战，战争则进一步消耗国力，加速农村的衰败 老一代革命家看准了中国问题的关键，用农民的力量推翻了旧政权。但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又犯了牺牲农业和农村，片面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错误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 所谓“三农”问题，概括地说，农业是效率问题，农村是就业问题，农民是权利问题 1978年到XX年，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XX年后，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十七大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除了几次农产品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外，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包括土地财产权、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土地财产权。回顾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一、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农民的生存。二、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改革容易在农村取得突破。三、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较一致，能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 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之处在于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性质，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然而相当长时期内，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农民的产权，释放农村生产力 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尽管当时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已遭到很大冲击。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只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XX年以后，情况逐步转变 农民进城务工，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制约了这种效益的充分释放。调查表明，在XX年之前差不多10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固然与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民主选举权利。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政府就是乡村干部。而高层政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几乎是鞭长莫及，农民通过上访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九牛一毛。农村社会陷入一种“对话困境” 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总体上看，对于乡村民主自治，农民的态度远比地方政府认真，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一些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 农村两大改革均受制约 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减弱控制”的一系列政策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之下作出的，主导者是中央政府。当“减弱控制”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遇到三方面的阻力，分别是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市场结构的缺陷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制订了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但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并未认真推行。总体上看，“减弱控制”在目前阶段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有明显作用 “减弱控制”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受到的制约也很明显。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有抵触，使政策很难落实；其次是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不支持国家征地制度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站到了工业和建筑业利益集团一边，使征地改革举步维艰。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还没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稳定承包权或将承包权物权化来解决土地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