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企业生存环境仍不容乐观.docVIP

医药企业生存环境仍不容乐观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药创新激励缺乏，医药流通体制不顺是医药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改革措施，包括药品降价令、打击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实行强制认证等，几乎涵盖了药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历次政策调整都对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变革中经受冲击、在动荡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即是对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由于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多方面影响，北京医药产业增长缓慢，工业产值增速由XX年的21%、XX年的33%，跌至XX年仅有的3%，医药工业实现利润一度出现负增长。XX年，北京医药行业出现回暖，但困扰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医药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目前，北京医药产业面临的问题包括：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过度；自主品牌太少，产业竞争能力堪忧；上下游产业环境两头挤压医药企业的利润空间，产业发展环境恶化；新药上市慢、自给率较低，与快速发展的医药需求严重不符等 北京医药产业陷入政策性困境 北京医药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游生产要素持续涨价导致医药生产成本相应较高，影响了医药行业发展外，更主要的是医药行业的发展陷入了政策性困境。换句话说，当前影响医药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定位始终不明确，扶持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历次医改中“只重医不重药”，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与运行中忽视了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不尊重医药产业特有的发展规律，先后出台了一些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使医改失去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基础，造成前几轮医改基本上不成功，并直接导致医药产业发展环境逐渐恶化 医药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医药产业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不相适应，这与国家对医药产业的定位始终不明确有直接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始终没有明确医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未能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相反，在设计历次医改方案或推出相关政策时，存在“重医不重药”的现象，医药产业始终游离于医改体系之外，医药企业利益被忽视。医药企业不仅没有从改革中获益，反而承担了一部分改革成本，使医药行业利益受损。在经历了一次次改革、调整之后，医药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医疗与医药市场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公众的用药安全也面临许多威胁 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常常被简单的归结为药价虚高、带金营销、医生回扣等表面因素，其实深层原因，还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偏低。目前，我国政府对医药健康投入仅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7%，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以上。投入不足，导致医疗机构被迫走向市场。这种医疗体制与完全市场化的医药产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而医疗机构在医药流通市场占有绝对的强势垄断地位，为保证缺血的肌体能够运转，医疗机构只能向医药企业抽取血液，必然导致“以药养医”机制的形成。而政府对医药生产和流通又缺乏有效监管，造成医药市场同质、低效竞争，由多家生产同一药品的企业竞争有限的医院市场，必然导致带金营销、医生回扣等现象的产生。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直接导致医疗服务领域出现“看病难”、“看病贵” 目前，涉及医药产业管理职能的部门有十余个，行业管理、药品目录、药品定价、招标采购、安全监管、医药产业发展政策等职能分散于各个部门，如药品定价权力在发改委，新药审批权力在药监局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容易导致医药产业政策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连贯性。有些政策甚至相互矛盾，有些根本就不利于行业发展，甚至影响到了医药企业的生存。如近年实行的药品降价、招标采购等政策，目的是想降低药品价格，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因为号脉失准，这些政策并非对症下药的良方。“看病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药价高，而是由于医生垄断处方权、“以药养医”机制、政府对医疗机构“供血不足”等，导致对医生开大处方、过度检查等逐利行为正向激励的结果，是一系列不合理、不配套、不协调的政策共同作用结出的恶果 又如医保政策与医药创新激励政策的矛盾――医药创新风险极大，在美国新药研发的成功率也只有1/10。在中国，新药研制成功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上市。因为新药很难进医保目录，进不了目录就很难有市场规模。即便进了医保目录也未必能收回投入，因为新药的保护期短，只有5年时间，成本尚未收回，就可能被别的企业以较低代价生产出的仿制药所替代 同时，我国药品定价政策中“原研药”与“首仿药”存在不合理价差问题。国际上没有“原研药”的概念，只有专利药和通用名药之分。专利药保护期一过，就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