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不同阶层对峙心理.docVIP

如何化解不同阶层对峙心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与坏”通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市场化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大转型，必然导致个人财富多寡不均，而市场化过程本身，必然使抽象的“人民”分化为财富不同的社会阶层 无论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若有法治宪政秩序作保障，则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各个群体之间仍能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合作共生关系。但在当代中国，不同群体的关系并不那么顺畅，它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紧张甚至冲突 当代中国亟须面对的社会现实 人们怀旧时总是一脸美好，但实际上，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远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1980年代的改革以扩大受压制者的自由和权利为基本特征，私人企业开始发育。在收入分配上，城乡差距、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差距一度缩小，所以人们说，那个时代存在“改革共识”。1990年代的改革在性质上大大不同于1980年代。人们曾相信，通过经济增长让个人财富不断增加可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于是经济“增长量”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投资，挖空心思实施“亲商”政策，以特别照顾的方式慷慨给予某些企业以超越法律的待遇。有如此优惠的政策，企业乐意投资，外国资本也乐意涌入中国，中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由于企业的权利与责任失衡，企业的权利与雇员的权利失衡，企业的利益与公众利益包括环境价值间的关系失衡，这种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的代价：环境遭到破坏，社会治安恶化，民生问题趋于严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这样一路演变成今天的“两极分化”。在一个极端，某些人直接利用权力积累财富；在另一个极端，是占人口多数的乡村人口、城镇普通市民、农民工，他们改进自身境遇的努力，总是遭遇到法律、政策的限制。这就是当代中国亟须面对的社会现实 化解阶层对峙的出路在哪里 这样的情形，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这种循环的根源，就是政府权力不受限制，部分官员直接进行掠夺，或是公权力被滥用于社会经济领域。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则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只能在社会的底层积聚着愤怒和仇恨 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底层的不满将要冲决社会秩序的地步，但权贵的强横与底层的不满确实已经彰显。执政党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几年前开始对执政方针进行大幅度调整，投入更多资源解决民生问题，收到一定效果，但很显然，仅靠财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紧张、冲突，主要源于各个群体权利的不平等。一部分权贵之所以能够迅速积累大量财富。乃是因为他们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可以将自己的交易条件强加于他人。比如垄断企业可以随意提高价格，某些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借助权力也可获得特权。城乡普通民众的境遇之所以未明显改善，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法律平等的保障。比如农民工为城市作出贡献，却不能享有城市福利，一些地方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护，土地升值的收益被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攫取等 因此，化解不同阶层间的对峙心理，需要从尊重、保护个人权利的平等人手。简而言之，就是需要全社会致力于实现穷人与富人、精英与大众等各个群体的“和谐共生”。让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平等地享有作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必然是公平的，即使存在一些不均等，也仍然是人们可以接受的。这才是摆脱“治乱循环”的出路 当前的舆论有美化穷人的倾向 既然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和谐共生”，就不应指望某个群体单独解决问题，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每个群体、每个人都有一种道义与政治上的责任，致力于化解不同群体的紧张与对立。不过从目前的状况看，各个群体似乎都没有做好准备 首先来看穷人。当前的舆论有一种美化穷人的倾向，甚至穷人的仇恨也成为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畸形的舆论。对享有特权的人不满是人之常情，但仇恨并不是健全的心态，鼓励仇恨更不可取，因为这终将伤害所有人，包括自认为受到损害的人及鼓动仇恨的人 归根到底，试图把不公平的结构完全颠倒过来以建立起公正的秩序，是不可能的。鼓吹民粹主义，幻想剥夺富人的正常权利和财富、杀光贪官，助长的恰恰是一种反社会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不可能给穷人带来福音，最终只能导致恶性循环。建立正义的秩序所需要的只是驯服滥用权力和财富的人，而不是消灭他们；剥夺他们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把他们的正当权利也一同剥夺 另一方面，暴富群体不知节制已得到了报应：舆论已形成反富人、反精英的气氛。那么，富人是就此醒悟而寻求和解，还是更加强硬?或者因为恐惧而躲避，继续闷声发大财?这种选择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干系极大 不幸的是，现在的富人似乎依然迷恋自己的特权。当然有一些富裕者已有所觉醒，开始热心慈善公益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