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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民党自我改革之路记者：据说你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是受到广东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位导师――习仲勋副委员长的启发，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高锋：我第一次在瑞典是1971～1975年，1979年第二次回到驻瑞典的大使馆工作。作为使馆“学习员”，白天在外面学习瑞典文，放学后就到使馆干活，因为不能随便外出，所以对瑞典社会知之甚少。真正开始了解瑞典，还是从1981年5月陪同习仲勋同志参观瑞典福利设施开始的。1980年我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受习老启发，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到现在已30年了 记者：你说的是时任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1981年5月下旬访问北欧吗？这是习老回到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出国访问，这次访问对中瑞两国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时，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与西方国家来往很少。许多国家特别是瑞典等友好国家非常关心“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政局走向。习副委员长实际上是当时两国建交30多年来访问瑞典的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瑞方自然非常重视 我还记得习老参加瑞方正式欢迎宴会前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出发时间已经到了，但迟迟不见习老的身影。作为翻译的我急忙跑进习老房间，见到他正在为宴会发言稿发火，批评稿中的官话空话太多，不能体现三中全会精神。等代表团改好稿子抵达议会时，满座客人都在交头接耳，好像在猜测为什么代表团来晚了。习副委员长刚刚坐下，议长就悄悄地拉着我的手问：“高，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连忙说：“没事，你放心，没事！”这时习副委员长指着谈话稿上“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句子小声对我说：“这里要加上大型和尽快的意思，你翻译时注意一下。”随后他开始正式发表讲话。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大好形势，在回顾两国友好往来历史后他离开讲稿说，“我很高兴这次能率团访问瑞典，因为瑞典议会两个委员会已经访华，中方再不派团回访就太不礼貌了”。他充满风趣而有人情味的讲话在听众中立刻激起了一阵会意的笑声。他进而说道，“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叶剑英委员长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尽快访问中国！”当我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后，宴会大厅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瑞典那位工人出身的议长高兴得与习副委员长热烈拥抱后又与我亲切握手。宴会气氛迅速走向高潮 习副委员长在这次访问中所表现的开放精神和个人魅力，使瑞典领导人彻底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当年就先后实现了国王和首相正式访华，随后瑞典议长也率团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副总理和外长进行了回访，从而使两国关系彻底摆脱了“文革”的阴影，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记者：你说习老进行了一些参观，对你认识瑞典很有帮助，能否讲得再具体点 高锋：我陪同习老在斯德哥尔摩参观了一个居民区和一个农庄。当习老和代表团来到这个人口仅3000人，房子却有1400套的居民区时，大家不仅为其环境优雅、设备齐全而赞叹，而且为其构思巧妙、服务周到所折服。这里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退休者之家、医院、超市、图书馆，到游泳馆、体育馆、网球场应有尽有。习老在医院里看到住院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很是关心，当得知这些病人并非“高干”，而是各种职业都有时，他惊叹说：“不容易！”我们还参观了一个33岁工人的住房。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选上区工会主席后每周只来托儿所上班一天。当时他还没结婚，一人住一套65平米的房子，里面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齐全。他的工资实际上低于工人平均水平，但在交税、房租和其他开支后，仍有节余。参观后大家都感到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真是名不虚传 记者：老百姓生活是很好，但参观所见的是否有代表性？ 高锋：当时代表团也有这个疑问。所以习老离开瑞典时对我说，“社民党这一套很值得研究。你懂瑞典文，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福利是否也是这样。税收是否很重，经济上能受得了吗？” 后来我按习老指示对瑞典福利和瑞典模式做了些调查：在瑞典，凡满16周岁，只要履行一个手续即可加入社会保险，而16岁以下儿童则跟随父母或监护人一起享受保险待遇。在瑞典获准长期居住的外国公民，也可享受其中绝大部分福利。瑞典福利范围广、项目多、数额大，缩小了社会差别，保证了社会稳定，提高了人民生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自然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而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我还分析了瑞典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发现税收虽然很重，但可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高昂的税负是林林总总的社会福利资金的来源 记者：瑞典奉行高工资、高税收和高福利三高政策，福利开支太大，以致政府债台高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国内有些人反对学习瑞典经验。你怎么看？ 高锋：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我是沂蒙山人，父亲早年参加了革命。小时候家里没钱，母亲胃疼得在床上打滚也没办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