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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夺取全国伟大胜利做好准备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就党的工作任务、城市政策、国共谈判、筹备新政协以及军事方面的问题也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1948年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党中央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平、津两市，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华北广大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做出了“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 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为筹划组建新中国等有关事宜，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由周恩来拟稿、毛泽东修改的电文，中央于1949年2月11日向东北局、华东局、华北局等发出电报，通知“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要求各地接到电报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中央对于此次会议极为重视，并做出了周密部署和安排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会堂，南半部为会场，北半部为服务处，会场正面悬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和党旗，整个会场朴素而庄严。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所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人名单及会议材料目录”的档案，这份文件记录于当时用于绘制地图的半张机制纸上，纸面印有非常清晰的淡黄色坐标田字格，纸质细腻，约与现在常用的80克A3打印纸相同而又稍厚实光滑一些。据此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出席这次全会人员共65人，其中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3人递补出席)，候补中央委员有陈少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等19人，列席会议的有李井泉、杨尚昆、傅钟等12人 字斟句酌间的高瞻远瞩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报告经参会人员热烈讨论，又由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详加修改，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二中全会决议》。中央档案馆珍藏的这份《二中全会决议》，就是毛泽东在听取会议讨论后，在他所作报告基础上的亲笔修改稿。《报告》原为铅印件，纸张大小约18.3×12.5cm，共9张18页，毛泽东用毛笔和铅笔对其进行了详细修改，此后中央多次印发全党全军学习的《二中全会决议》均以此稿作为底本 比较《决议》修改前后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听取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科学预见，高瞻远瞩，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规定。如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报告》原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占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为更清晰地阐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毛主席在“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一句前，加了这样的论述：“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以城市为重心，同时又不可丢掉乡村，应注重城乡兼顾的关系。又如关于新中国发展工业的方向的论断，《报告》批判了“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的错误思想，在修改稿中，毛泽东同时也批判了另一种错误思想，那就是“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所谓的了”，既以发展国营企业为重点，又要促进私营企业发展，二者不可顾此失彼，这是毛泽东经过科学分析，对新中国工业发展方向作出的正确判断 承载西柏坡精神的重要文献 这份《二中全会决议》修改稿，对于我们详细了解七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主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