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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创造条件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制度及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都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政治结构。还受社会风俗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的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各种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中国古代的韩非就认为“凡治天下,莫不因情”(《韩非子#8226;八经》)。法国近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道德习俗”对该民族政治生活的影响。(参见[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19～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宪法的实施,即宪政实践,必须有宪政思想的指导,没有宪政思想就不会有宪政实践。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宪政观念深入人心,是宪政实施的思想文化条件。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在突破中世纪神学束缚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以15世纪人文主义为开端,经过16世纪宗教改革家卡尔文的民主共和以及法国思想家鲍埃西的自由平等的宣传,到17世纪哥老秀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学说的提出,最终到18世纪形成了以卢梭、孟德斯鸠的民主、法治思想为代表的宪政思想。这些思想随着欧洲移民不断的被带到北美大陆,成为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并在独立战争前后出现了以杰斐逊、约翰#8226;亚当斯、潘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思想家,他们为美国民主宪政的实施打下了结实的思想基础。今天,主权在民、民主议会制、三权分立和制衡、依法治国、重视人权这五大原则,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尽管由于美国经济上的实质不平等,这些原则确立的平等、自由、民主无法真正实现,但这些观念在美国民众的心里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特别是1977年美国政府开始编写,并以官方方式公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以来,人权问题不仅成为美国国内民众关注的焦点,更是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和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其影响波及世界范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近代反封建的斗争中,他们不仅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就连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交锋中也从来没有占过上峰。为挽救民族危亡,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探索,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们曾将战败的原因归为“器不如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甲午战争失败后,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为“制不如人”,于是开始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推反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民国,但旧中国的政治状况依然未能改变。直至五#8226;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才给封建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荡涤,从根本上摧毁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但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内,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新的文化未能构建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她一成立就立刻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之中,使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民主、法制意识薄弱,甚至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将自由、民主、平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抵制和批判。宪法精神、宪政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也就不可能成为影响全民的文化思想。1982年现行宪法的颁布,像温暖的春风复苏了在中国大地沉睡已久的民主意识,国人民主法制思想空前高涨起来。特别是十六大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定,使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维护权利等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心中 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影响我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以及宪法实施的文化思想中,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封建文化的残余。诸如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一言堂、裙带关系等等,以至由于是某种亲密关系,就不按法律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以权压人,违法乱纪,祸害百姓,总想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视法律为权力的工具等等。这些对宪法的实施都十分有害。因此,消除封建文化的残余,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为宪法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是当代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宪政文化从产生的来源上分为生成型和派生型两种,生成型指宪政文化主要由本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因素、内部关系决定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这种文化下,民众的内心价值一般与宪政精神相一致。派生型则指宪政文化的内容主要是由外部引进的。由于没有经过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宪政精神也就不可能化为民众的内心价值。中国在晚清开始的宪政文化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文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的基本精神化为广大人民的内心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国家和政府必须承担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扮演“主要角色”。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模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