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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方左联一份珍贵史料近日，我无意间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XX年第6期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引起了我的兴趣。浏览时，有一段话迅速扑入我的眼帘。作者说：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XX年代已经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这是勿庸讳言的事实。 “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流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罢，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据同期学报介绍，他叫郝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不足40岁。青年人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的接触范围中并不多见。他的思考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30年前的一段回忆 记得1976年底，我刚刚调进鲁迅研究室，正在研究XX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及鲁迅跟北方左联的关系，并撰写了一篇介绍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北平探亲的史料，刊登于《南开学报》。我了解到，1930年3月，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普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的团体有30多个；同年6月筹备组织北方左联。同年9月18日下午，左联北方分盟在北平大学正式成立，此后在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又成立了支部小组。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同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望母亲。在此期间，曾应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与学生之邀，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发表了五次讲演，后被称为“北平五讲”。但由于介绍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组织机构的史料十分匮乏，鲁迅的“北平五讲”又只有两次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给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经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指点，我冒昧地给陈沂写了一封求教的信。因为陈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方左联的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所以掌握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鲁迅1933年3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中有“得佘余信”和“复佘余信”的记载，“佘余”就是他的化名。我写信那年，陈沂已经65岁，右派帽子尚未摘除，但他仍给一位素昧平生的鲁迅研究者作了认真的回复。这封信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在场者和见证人的名单，并介绍了鲁迅1932年回北平探亲期间跟北方左翼文化界的亲密接触。信的全文是： 陈漱渝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迟至今日才复信，请谅。你所问问题，就所知答复如下，供你们参考 ①当时中央代表是洪灵菲（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另一中央代表据说是现在的孔原同志（中央调查部长）。河北省委书记老孟（工人）、老罗（都在1933年被伪宪兵三团杀害），阮锦云（老施，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被宪兵三团逮捕后叛变，后干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活动，现不知去向），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在延安病逝）。还有军委老杨，也被宪兵三团杀害（1933年）。现在还活着的当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就只有林枫和黎玉（八机部副部长）二人了，你们可以去访问 当时北平市委的负责人，现还活着的有江西刘瑞森（当时名义是燕京大学学生，前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现在做什么不知），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还有陈曾固（前教育部副部长），当时任过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兆瑞（李乐光，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也在北平市委、北平文总负过责 ②鲁迅当时跟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有无接触，我不知道，但他那次从上海北来，肯定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此人现在昆明文联） ③鲁迅的五讲是由左联、教联、文总出面安排的，具体负责是我、范文澜、陆万美三人。我亲自给安排的是在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我本人还出席照应了在师大的那一次演讲。目的是宣传革命和左翼文化活动，包括反“第三种人”，反对国民党对抗日和文化运动的迫害，其中还有营救被捕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在河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布置下让我们去执行的 当时我是北方文总（前身是北平文总）的党团书记（等于现在的党组），范文澜同志是教联（左翼教师联盟）的党团书记，属文总下的一个团体，党关系归文总党团领导。关于如何接待鲁迅问题，我们文总讨论过，我同范文澜同志特别交谈过 我只讲讲我亲自布置的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这是我到鲁迅先生在阜成门住地去亲自给他请示和商谈的。当时党组织要布置一次攻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迫使他们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释放因抗日和进行左翼文化活动而被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