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着力点.docVIP

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着力点近几年来，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央连续三个１号文件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去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２７６元，比上年增加５２２元、增长１１％。事实上，促进农民增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收入上不去，再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变成现实。从总体上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直接影响了今后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着力点。 农民收入目前仍处于恢复爬坡阶段 我省农民收入在１９９２年跨上１０００元的台阶，达到１０６１元，之后几年均以两位数快速增长。到１９９６年，达到３０２９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３％。但从１９９７年起，农民收入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的７年间每年的增长率仅为１位数，其中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更是跌入低谷，每年的增长率都低于５％。２００４年增长率达到了１２．１％，２００５年为１１％。虽然如此，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５年的９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仅为６．４％。“九五”期间年递增率为７．９％，“十五”期间为８％。对照我省小康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３年未达到时序进度，去年少１９元，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增收的难度更大。因而，这两年农民收入虽然呈两位数增长，但全省农民增收仍然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农民收入仍处于爬坡阶段 三大区域收入差距实质是收入结构的差异 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２００５年三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７３３６元、５３２６元、４２９７元，以苏北地区收入为１，三者之比为１．７１∶１．３８∶１，而２０００年三者之比为１．５∶１．１４∶１。“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苏南、苏中、苏北分别为６％、７．４％、１２．７％；而“十五”期间正好反过来，分别为９．３％、８．３％、６．５％。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三地区的收入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苏南农民工资性收入是苏北农民工资性收入的３倍，有效拉动了苏南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２００４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６５．７％、５５．１％、３７％，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年递增率分别为１１．８％、９．９％、９．３％ 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苏北农民收入的主体，直接影响了苏北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２００４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２８．１％、４０．５％、５９．８％。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苏北地区有３／４是第一产业收入，苏南地区二、三产业占了一半以上 三是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成为苏南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增长潜力巨大。２００４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农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两项合计的比重分别是６．３％、４．４％、３．１％。与２０００年相比，苏南地区的年递增率达到２０％，其中财产性收入的８０％来源于投资收益和租金收入，农民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在转移性收入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而苏中地区４年年递增仅为４．３％，苏北地区则基本持平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趋势，与其内部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趋势，相关性极高。从不同区域收入来源看，苏南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农民工资性收入高、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快。因此，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应该是今后全省特别是苏中、苏北地区农民收入的两大主攻方向 多渠道促进增收 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构建增收长效机制，不仅要深入研究农民收入结构，缺什么补什么，寻求新的增长点，而且要以城乡统筹的理念，跳出增收抓增收，准确把握政府职能定位，从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增收的外部条件等入手，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公共物品，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真正建立农民在增收中的主体地位和外部扶持的政策环境，确保农民年年增收 一是调优结构促增收。过去农民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取决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作物，但是，由于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粮食的需求主要受人的生理条件限制，有一定的极限，在人口数量不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想靠市场获得粮食等大宗农作物收入的较高增长几乎不可能。挖掘农业增收潜力，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商品率高、经济效益好的农作物，大力发展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发展畜牧、水产养殖业，提高优质农产品比重，实现优质优价 二是劳务输出促增收。随着全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苏北、苏中广大地区加大了劳务输出力度，一大批农民到苏南、上海，甚至到东北、西北等地打工，赚了钱寄回家，还有不少农民用赚到的钱，用学到的本领，回乡创办实业。这种变化是一个很大的飞跃，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