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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和意义[摘要]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是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市民社会一词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频繁出现,具有重要价值。界定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概念,才能进一步研究其中蕴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 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追随者,而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对于黑格尔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著名结论,并阐明了人民创造国家的思想,指出必须通过真正的革命斗争来建立新国家。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体系是其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因此,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甚至于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首先要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有清晰的界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充分汲取马克思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总结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 首先,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哲学著作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并且在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都有论述。如在其《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经常将“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列使用。在我国早期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后抛却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代之以“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等概念,因此又有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虽然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但这是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当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后由来已久的解释。事实上,“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等范畴简单涵盖、替代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是指整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而这种私人生活的本质形式才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而独立存在,是划分作为“一切物质交往”的私人生活及其领域和公共权力及其领域的概念,前者称之为“市民社会”,后者则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尽管以经济交往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各种其他社会交往活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虽然是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但也只是“市民社会”形成的一个方面――经济领域。而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因此“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绝对不能涵盖 和替代“市民社会”所指的全部意义。否则,混淆的概念只会使我们的理解陷入片面的经济决定论中 另外,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私人生活领域。马克思曾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1]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而不可能存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中。而在十八世纪之前,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并不十分发达,虽然在晚期中世纪形成的自治城市中较早出现了欧洲商品经济萌芽,但却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的社会关系进程。在11至12世纪,尽管在当时西欧的部分城市里形成了最早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基尔特)等组织性的经济联合体系,并在西欧极为兴盛。但它们仍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则多次形容这类前市场经济社会为:“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等等。可以说,马克思将它们冠之以“先前的”、“旧日的”、“中世纪的”……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对形成“社民社会”的社会条件是有严格界定的。而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 [1]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2]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2]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联的,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