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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军旗产生问题再研究[摘 要] 秋收起义诞生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第一面军旗是由谁指示制作的,却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的分析等,提出了第一面军旗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的决定而设计制作的观点 [关键词] 第一面军旗 设计制作 再研究 我党第一面军旗在江西修水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得到党史、军史专家普遍认可,并被写进了权威党史论著。然而,军旗的产生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对此却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计的;有的认为是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制作的;有的则认为是根据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的指令而产生的。本文经过对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进行认真分析,认为第一面军旗系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决定而设计制作的 一、关于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其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①这段文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与此类似的观点很多,原因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通过调查研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②所以,很多研究者依此认为是毛泽东指示制作了我党第一面军旗 从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原始资料《潘心源报告》来看,安源会议除部署起义路线外,既没有编师的记载,更没有决定制作军旗的介绍。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报告或回忆文章也均未见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驻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9月8日收到了驻铜鼓的三团团长苏先俊转来的关于举行起义的信件,苏先俊在信中强调“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③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与警卫团联系的最早信件,尽管其详细内容已无从得知,但从《余洒度报告》中可知,这封信中主要是部署起义和起义的路线,并未发现有制作军旗的指示。即使这封9月8日收到的信件中,有制作军旗的指示,起义在即,设计制作的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假使毛泽东策划起义之时就有制作军旗的决定,在起义准备非常紧迫和交通通讯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不至于将制作军旗的决定送至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的江西修水来实施,而会就地安排在长沙或者当时党组织属湖南管辖的安源等地制作。何况,毛泽东上文中所论述的“旗子”问题,并非旗子实物,而是象征意义的旗子,是指政党的主张、路线及其在老百姓中的形象 总之,没有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提出过制作起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认为由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证据不充分 二、关于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观点 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一说,源自军史专家王健英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一书。该书记载:“根据前委指示,制做了底为红色,中央为五角星,星内有镰刀斧头的军旗,这是我军的第一面军旗。”④从现有史料看,此观点也未发现有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供佐证,可能系作者“合理”推测所至,认为:既然秋收起义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自然一切重大活动应在前委指示下进行,军旗的设计制作也不应例外。然而,秋收起义却有其特殊性,由于军事领导分属修水、铜鼓、安源等地,起义之初,前委成员并未聚首,是有其名,无其实。苏先俊报告中称“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⑤。而此时前委重要成员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等却在修水,他们于9月17日浏阳孙家段会师时才与毛泽东等见面,前委真正发挥作用也只是在孙家段会师后 退一步说,假使由《苏先俊报告》中所述的“前委”下达了制作军旗的决定,然时间也是来不及的,毛泽东于9月10日方到达铜鼓县城,“即组织前敌委员会”,则组成前委也只能是9月10日,而师部和一团“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9月9日)取平江”,⑥师部于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前一天就起义了,此时的镰刀斧头军旗已高高打出 故此,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观点也不成立 三、关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观点 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一说,主要见诸于有关当事人的报告或回忆文章。比如,《余洒度报告》中提到“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即“刘基宋”,作者注)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⑦何长工在回忆文章中也指出:“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