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鲁迅全集》出版缘起.docVIP

第一版《鲁迅全集》出版缘起长期以来，《鲁迅全集》是书店里的常销图书，而《鲁迅全集》每一次的新版也都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最新一版的《鲁迅全集》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力推出的，尽管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是综合了最新的收集和考究成果。这倒又让人想起第一版《鲁迅全集》出版时的情形，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当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竟是由一家“地下”和“民间”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 编辑和出版《鲁迅全集》的最初动议 1936年鲁迅逝世后，关于鲁迅遗作出版的事宜很快就被提到日程上。而一些有“眼光”的书商也在鲁迅逝世后纷纷加速翻版盗印他的文集，许多人在愤恨之余，更冀盼一套收集完备的正版《鲁迅全集》早日出版，同时也希望在售价上考虑到更多读者的购买能力 其实，早在鲁迅生前，鲁迅本人已有汇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在他的遗稿中就有手定的两份著述目录：一是分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的总目，一是分为十部的总目。可惜的是，鲁迅生前没能亲眼看到它的出版 鲁迅去世后，鲁迅生前挚友许寿裳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九日即在致鲁迅遗孀许广平的信中说：刊印《鲁迅全集》，当“有政治关系”，“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也有人考虑，“若限于客观环境，请先将可出版者出版，待他日征得完全之出版自由时，再一时出齐”。当时人们已不能满足鲁迅著作仅以单本存世，更不愿看到他的著作让奸商肆意从中渔利，因此出版全集的呼声日益高涨 随后，鲁迅生前友人开始筹划编辑、出版他的全集。考虑到鲁迅生前的著作多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但北新书局却又因版税纠纷与鲁迅对簿公堂，已“必不可靠” 于是，王冶秋建议许广平赴北平与许寿裳、曹靖华，这些鲁迅生前“忠实可靠的友人”磋商。但是，当时北平已狼烟渐起，出版《鲁迅全集》的希望只能落在上海。而上海的几家大书局，如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又多刁难”。所谓“刁难”，就是这些出版商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出发对出版《鲁迅全集》心存畏惧，不敢承接 所以，王冶秋等主张不如效法鲁迅生前的做法：“如书贾太可恶时，或即集资自行刊印发行，亦无不可。”不过，那毕竟是大部头的全集，从资金筹措到收集、编辑、出版、发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把出版《鲁迅全集》与商务印书馆联系起来 当时中国出版界的“老大”当属商务印书馆，因此，最有条件出版《鲁迅全集》的，它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而且很多人也把《鲁迅全集》的出版与它联系起来。如杨霁云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称：“全集出版处，鄙意以为商务馆为最好，如不成，只好自己设法影印而托内山先生计划发售。” 起初，许广平等也确实和商务印书馆接洽过，还请蔡元培出面推荐，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王云五对蔡元培的评价是：“蔡先生毕生度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可王云五不一样，他是书局老板，要照顾到经营和管理，像当时“烫手”的鲁迅的书，可能会因“政治关系”被查禁赔本，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不过，鲁迅毕竟是不“一般”的，王云五犹豫了。作为一个杰出的出版家，他知道鲁迅著作巨大和潜在的“市场份额”，因此，在蔡元培推荐之后，王云五对出版《鲁迅全集》有点动心了 其实在鲁迅生前，鲁迅和王云五曾是教育部的同仁。王云五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之后，鲁迅业已定居上海，但鲁迅却与商务印书馆很少有交往。之所以如此，可能与鲁迅反感于王云五是“胡适派”成员有关。鲁迅还曾在信中调侃过王云五对日本和租界当局表现“胆怯”，如“商务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可哂”“可怜”，甚至还嘲笑过“一”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后“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云云。鲁迅逝世后，当时出版的政治环境并未有所改善。王云五虽然不乏出版家的慧眼，少的只是胆识 后来，人们以为既然蔡元培的推荐力度稍嫌不足，又听说王云五对胡适一向是言听计从，像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以及蔡和森的译著就曾由陈独秀转请胡适向王云五推荐出版，所以许广平等就将《鲁迅全集》出版的事宜请马裕藻、许寿裳两人通过胡适转请于王云五 胡适在允诺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之后，许广平给他写信谈及鲁迅遗作的出版计划，即鲁迅“生平译著约50种，其中惨淡研术，再三考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对于中国旧学，当有所贡献”，“然此等大规模之整部印刷，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之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等。接着，马、许二人请胡适“鼎力设法”，胡适也“慨予俯允”，一点也没有因为鲁迅生前对他有意见而作壁上观 不久，许广平手持胡适给王云五的亲笔函去与王云五商洽，王云五一看是胡适的推荐，当即“表示极愿尽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订约，进行全集付梓”。当时还计划将鲁